伟达的“华盛顿情节”

　　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伟达在其《漫谈中国的“华盛顿情结”》开篇说：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文化中，有两位美国总统最为知名和具备影响力，一位是华盛顿，另一位是林肯。发人深省的是，中国近现代的三位著名政治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和毛泽东，都曾被称作或期待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这也堪称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华盛顿情结’。”

　　伟达文章开篇将孙中山、袁世凯和毛泽东与华盛顿并列，说什么“都曾被称作或期待成为‘中国的华盛’”本来就很荒唐，接着说“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再寄希望于康熙或乾隆爷再世，而是特别呼唤‘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和毛泽东曾有更大机会比肩华盛顿，但最后却都在制度建设和权力传承方面出现失误和歧途，一个收场于‘称帝失败’，一个谢幕于‘十年浩劫’”。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181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求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美国独立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事功、品德，在晚清时被广泛持续传播，其形象被多维度解读，对于改变中国人的异域人物观念，对于反清革命动员与民初政治走向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美国传教士络绎来华时，正是华盛顿形象在美国被神化、美化的阶段。中文读物中，有关华盛顿的资料信息，基本来自美国。在那样特定的背景下，在传教士的笔下，华盛顿的形象自然相当高大完美。

　　成书于1849年的《瀛寰志略》关于华盛顿的记载：“时乾隆四十七年也，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力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其推则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为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独立建国，倡导领导人任期两届的华盛顿的评价。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中指出：

　　“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养生奚假乎是？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克伦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华盛顿的景仰。

　　清朝从乾隆末期始开始没落。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至1911年12月20日的《中俄满洲里界约》，清朝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42项。身处封建专制，腐败无能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谋求中国求生之路漫长。君主立宪、共和、政党选举等道路都失败，其中还出现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在深受封建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难免从国外寻求道路。中国知识分子以至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早期有“华盛顿情节”在所难免。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十月革命爆发后，陈独秀写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多篇文章介绍和赞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两个伟大历史事件促使他的思想进一步发生新变化，并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表明了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他认为俄国事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自此以后，李大钊发表了众多文章，反复强调所谓“公理战胜强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宣言》中，也热烈赞扬十月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呢？这一点，毛泽东作了最好的概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学的也是这些东西。——那时候，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自此，催生着中国道路的出现，十月革命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鲁迅虽然不是直接被十月革命所感召，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确实是被十月革命感召的知识分子所激，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7年秋，鲁迅离粤定居上海后，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左翼文人的围剿，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不久，鲁迅在主编《奔流》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三闲集》序言(1932年)中，鲁迅回忆了其思想转变过程:“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列宁创建苏维埃政权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从仰视华盛顿转为列宁，“以俄为师”。伟达的“华盛顿情节”已经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炸得飞灰湮灭。

　　天佑中华，1921年诞生了共产党。陈云说共产党最大的成绩就是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才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集革命家、文学家、军事家、哲学家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年来最大的成功者。1935年1月15日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后，全党全军和各民族人民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富贵子弟、学生奔赴延安；钱学森、邓稼先等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困难回归新中国。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晚年时，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毛泽东评价非常高：“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毛泽东逝世45年，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和逝世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和韶山都人山人海，充分说明毛泽东情节已深入民心。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文化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哪还有“华盛顿情节”？

　　2020年6月18日，因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盖扼杀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浪潮，愤怒的群众称华盛顿是奴隶主，将一座近百年历史的华盛顿雕像推倒，点燃美国国旗仍在雕像上，并在底座涂鸦。

　　2021年即将过去，伟达还在鼓吹“由此，可能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再寄希望于康熙或乾隆爷再世，而是特别呼唤‘中国的华盛顿’”；还在夸耀“欲与华盛顿比肩，谈何容易”；还在质疑“中国为什么难出华盛顿？”；还在只有虚拟经济没有实业的“美利坚国家和人民不断走向强大、自由和辉煌的未来。面对一切可能的挑战者，华盛顿似乎永远从容微笑地作答：想超越美国，请从我做起”，是不是让人哑然失笑？

2021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