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
是杰出的化妆师

　　偶读鲁迅先生的杂文《新药》，再读新加坡文献馆2017年11月26日题为《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一文，颇有感触。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无疑是杰出的化妆师，无视李光耀消灭民族教育体系的历史事实，反而把李光耀作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美化为新加坡生存的救世主；无视因为李光耀摧毁了民族教育根基，新加坡的民族教育才沦落到如此衰败凄惨境界的现实。

李光耀使民族教育消失罪不可逭

　　李光耀的功过在李光耀在世时就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过。《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算是一篇“飞出一点声音来”，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为李光耀洗脱民族罪人竭尽说辞洗地。作者完全不能理解新加坡现代历史的进程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看看作者怎么说：

　　因此，“华人莫不引以为荣”的李光耀，“不可跟南洋大学在一起谈”，“否则就会变得奇复杂无比，而且恐怕就要毁誉参半”了。只要不把李光耀和南大牵扯在一起，李光耀就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伟人。

　　切割贯穿李光耀一生政治生涯的历史经纬，用洗白李光耀的方式来进行毁灭南大的合法性辩护，是《李资政与网上南大》贯穿全文的伎俩。

　　因此，李光耀关闭南大是英名的决策，没有对错之分。李光耀为新加坡如此鞠躬尽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南大学子怎能翻脸无情，“扭曲”了李光耀的苦心，未免太刻薄了，太没良知，太没人性了，不符合普世价值！

　　民族教育绝不是李光耀一手策划铲除的，是“众所周知，把孩子送进英校是当时大部份学生家长的抉择。也就是说，大部份家长都以行动投票：‘南大应被关闭’。”“李资政只不过是‘顺应’民情，将大家的意愿付诸实施罢了。”

　　所以，新加坡民族教育的消失，是“民情”所致，绝不是行动党人有意为之。李光耀没有丝毫责任，“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件事实，虽然我们认为关闭南大是错误的，但南大的关闭难道华社本身不该负应有的责任吗？”

　　对错观念紊乱，自我纠缠。作者撇开行动党政权设置各种障碍，推行英文致上政策，改制华文中学，华校生没有出路，华校生在公务员中受到歧视，南大学位不受承认，等等人为造成的社会环境。李光耀的教育政策消灭了华校，没有了华校的结果，就造成了所有学生都不得不转而使用英文的必然事实吗？不就会造成华族家长“把孩子送进英校是当时大部份学生家长的抉择”吗？

　　这种语文环境的改变并非自然演化，而是李光耀的人为结果。作者把李光耀设定的环境当成代罪羔羊，把罪过都推卸到自己塑造的环境上。毫无疑问，谎言之虚，是掩饰不了李光耀处心积虑清算华人文化教育之实。

　　李光耀使民族教育在新加坡消失，是因为“从许多迹象看来，李资政与新加坡政府从未忽视国家文化，这些年提倡的国家意识，儒家思想。李资政本身也提到对新加坡变为‘伪西方社会’的忧虑，近年更石破天惊地道出：‘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会有麻烦’。”

　　真的是如此吗？南大学生会1961年9月7日，1961年9月10日，1961年10月15日，1961年11月30日的四次声明文献的内容，可以相当清楚的明白，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的策略与伎俩手段，展示了李光耀政权是如何的言行不一。

　　2012年1月14日新加坡文献馆《从史料看李光耀消灭华校事迹》一文指出，“回顾历史，李光耀消灭新加坡民族教育是有事实根据的说法，不应该有什么争议；而有待历史学者解答的问题是，李光耀为何要去方言，毁双语，和关闭南洋大学，如此彻底的消灭华人的民族意识？说实在的，这才是真正必须研究和解答的最最关键性的政治历史问题。”

　　2009年7月，李光耀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访问时不就曾说过，新加坡是靠讲英语的国际贸易为生，单靠华文是不可能在新加坡过活的，所以很后悔当年没有早点关闭华文大学。

　　李光耀的同僚李炯才不就曾说过，李光耀“关闭南大，将背负千古骂名”？关闭了南大，《李资政与网上南大》却说李光耀“石破天惊地道出：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会有麻烦”！

　　故作姿态的丑态不可笑，一本正经的丑态才可笑。丑态毕露还无动于衷，还要一本正经地把丑态进行到底，那才是可笑与讽刺的登峰造极。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否认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破坏华族社会共同价值和南大人集体历史记忆，以达到对非官方主流历史观的解构，磨损人们对行动党人毁灭民族教育的共同记忆，其根本目的在于颠覆人们已成的定论，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化，从而扰乱人们的集体记忆与价值判断，用以重塑对李光耀的历史记忆，与南大人争夺历史记忆阐释权和话语权，引导人们做出与历史真相相左的选择，最终消解人们对民族教育被人为毁灭的认同。

　　李光耀铲除民族教育的所谓“教育革命”，只是欲海晏河清，必先除民族教育，美其名曰是为了“全国统一为双语学校，间接地关闭了华校，最后关闭南大，是李资政的策略与行动，为的是达致他的政治目标：全国都能讲英语，以增强新加坡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在他心目中这是一场教育革命。”

　　所以大家应该体谅李光耀的处境，不要过多计较民族教育的存亡。“过去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陈六使先生已经逝世，南大已经消失，李资政在整个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他无疑给新加坡带来了甜蜜的果实，新加坡持续的经济繁荣令邻国称羡不己。”

　　看来，2016年9月15日联合早报《旧南大关闭是华社为建国所做的妥协》报道王乙康把南大的关闭看成是华社为建国所做的妥协并非王乙康的创造。

　　李光耀的“教育革命”，“关闭华校，最后关闭南大”，不就要了民族教育的命吗？又如何洗脱李光耀消灭民族教育的罪名呢？

　　洗脱罪名，只不过是想使人们不再为他的罪过而穷追猛打而已！

镇压南大学生真的“手头资料不足”吗？

　　镇压南大学生真的“手头资料不足”吗？何不翻开看看1963年5月21日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南洋大学史地学会主席、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会主席、南洋大学政治学会主席、南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席呈给英国工党议员备忘录《控诉星政府严重侵犯大学出版自由权利！》。

　　再看看南大学生会、毕业生同学会被捕会员的代表律师陈祖荣1963年2月22向报界发表之新闻稿（因各大报都没有登载，由南大学生会编印《快讯》发表）。

　　再次看看1963年9月28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发表的“九二六”事件声明《抗议军警血腥暴行揭露当局恶毒阴谋》，等等，不就资料“凿确完整”了吗？

　　真相往往就躲在历史记载背后。1961年华校学生中四罢考事件、1963年10月7日南大学生和平请愿、1963年9月26日军警闯入南大校园残暴殴打逮捕驱逐南大学生事件等等历史真实，可以经受时间的检验。许多亲历者尚健在，他们就是历史的存在，真真实实地存在。

　　资料充足着呢。如此迫不及待以“手头资料不足”来为李光耀残酷镇压南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撇清关系，就显得太低级了。

　　南大人对母校兴衰的集体记忆刻骨铭心，正如美国人保罗·康纳顿说的：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它并不是个体成员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是“集体的记忆”。历史记忆属于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在集体记忆中以历史形态所呈现和流传的过去，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共同体成员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承载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性、反思性、主体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其中价值性是历史记忆的根本属性。

　　作者坚持不相信也不批判的立场，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以功利化和庸俗化的认知心态，从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的不持否定立场出发，对民族教育存亡历史史实进行颠覆，对华校学生维护民族教育的正义性进行全面质疑，打着追问历史真相的旗号，弱化、消解人们的集体历史记忆和价值体认。

“光耀六使，原本一家“吗？

　　先是赞扬“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是项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意义重大，是华族传统精神的体现，是顺应历史潮流，高瞻远瞩的空前壮举。南洋大学的诞生，显示了先贤们的责任感，使命感与英雄气概。”

　　然后再引出“如果后人读历史的话，一定不会漏了廿世纪这两个伟人：陈六使与李光耀。一个将生命贡献给他伟大的梦：在南洋延续华族传统文化，建立民众大学，为后世的海外华人将华人文化如日月星辰高悬于穹苍，普照大地。一个带领新加坡，在周围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本身资源缺乏的条件下，不但能生存，而且一再制造奇迹，在多个领域鹤立鸡群，成了区域的模范与领导。”

　　于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族观，一个挥舞无上权杖“雄才伟略如李资政”的“伟人”迫害另“一个将生命贡献给他伟大的梦”的“伟人”，却都是“这两个伟人不但是新加坡的光荣，也是海外华人的光荣”！

　　于是乎，两个“伟人”的“冲突”，本不该发生，因为，“两人的方向是一致的”，“纯粹是政治因素，跟语文文化无关”！

　　基于“很明显的，陈六使先生非但不属于李资政的阵营，而且还同情或支持他的敌对阵营，而许多南大校友的态度也是如此。”

　　因此，李光耀与陈六使的“冲突”，是“李资政的直觉”“华校跟南大隐隐然是反李光耀，反行动党的大本营，反对派势力成长的温床”，“殃及池鱼”，使南大被关闭，“纯粹是政治因素”，不是李光耀有意针对南大。

　　因此之故，陈六使应该忘记李光耀褫夺公民权的事，应该纵君诳我千百遍，我仍待君如初恋，“过往的一切已如云烟，而且当年只是因为当时环境而造成对立的局面吧？相信李资政本身，一定敬重陈六使先生，要不然也不会谈南大精神。而李资政将新加坡发展成今天的成功典范，陈六使先生如健在，也必定会由衷敬佩。”

　　可是，《李光耀回忆录》却这么记载：“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以颜色，他在1960年1月委任被关进监牢的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南大副校长。……我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很明显，李光耀褫夺陈六使公民权是赤裸裸的政治清算。因此，《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说“如果陈六使先生在世，而我们去问他现在该怎么做，他肯定会这么说：‘有什么好问的？快去协助李资政，快去协助吴总理，把中华文化带回新加坡。’”这个“如果”只是“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罢了。我们更相信，陈六使更有理由“肯定这么说”：“还我公民权！还我南大！还我福建会馆212公顷土地！”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显然是先射出了箭然后再去画靶子，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完全不顾基本事实了。

　　“光耀六使，原本一家”，我们不是嘲笑《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的无知，而是无知的误导，比本身的无知更加可恶。

　　功过是非，历史已然定位——历史只认事实，不认解释。

“如此局势，如何应对”？

　　至于“脱离了华族文化，华人子弟极可能会变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东方的文化美德消失，西方文化又‘好的不学，只检坏的学’”那是“策划者始料所未及”的，哪能怪罪于决策者呢？

　　如此一本正经的丑态登峰造极，是不是可以联想到鲁迅先生说的“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进妓院”呢？

　　所以，在李光耀治下，没有了民族文化滋润，“身为华族，最适合我们的当然是华族文化，因为我们了解它，能够对年青人起督导作用。但‘教育革命’之后这张牌不能用了。要谈的是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文化又未成形，就一窝风地向西方，向日本‘取经’。套一个简单逻辑：他们比较先进，文化一定是好的。”

　　民族教育消失之后，皇帝不急太监急，没有了民族文化，着实敲打了某些人，或者是敲大了某些人的脑袋瓜，敢于谈论民族文化来了。

　　怎么办？“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一旦出现问题就如同殿堂的主柱已被白蚁蛀食。若不急加挽救，楼倒房塌指日可待。”

　　让《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失望的是，李光耀至死也没“能寻找出有效的挽救策略”，还固执地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和当初选用英语有必然联系，否则不可能有今天。李光耀说：“美国和中国相比，有优势的理由之一是，在英语方面。英语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语言，在过去的时间里，美国从欧洲引入了数百万的亚欧人才便是这个原因。”而且反观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李光耀说“如果当时新加坡选择的不是英语而是中文，那么新加坡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民族教育不存在了，何以继往开来，传承下去？何以教化子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扯淡“新加坡文化”，无异于空中楼阁。

　　在大肆为李光耀铲除民族教育涂脂抹粉后，《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又不得不指出“今日新加坡所面对的不再是生存问题，不再是统一与政治问题，而是一群失落的下一代已如脱缰之马，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问题。”

　　一轮关于“文化”的论述，洋洋洒洒，又语无伦次，既说“而对一个民族来说，以母语文化为基础建立主体文化，是最佳途径，这点前文已经分析过”，又说“大家也同时看到，南大的消失，华校的消失，也标志了华族文化的没落。而华族文化的没落，也令到下一代华人成为无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更可悲的是，在文化真空的情况下，西方颓废文化也就乘虚而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徒增笑话而已。

　　文化，“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文化的骨骼是思想，其核心是价值观，其在历史上的形成、阐扬、确立、传承以及不断光大，需要政治和社会条件。汉朝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面对划破点皮就成了病号的下一代，《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开的药方，就如鲁迅先生的杂文《新药》中说的：“吴先生（吴稚晖）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为李光耀脱下罪恶的枷锁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是一篇典型的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文章。

　　把自绝与本民族毁掉民族教育的李光耀奉为“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李资政对新加坡的伟大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对此我们不须多花笔墨，相信也没有人会争论，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李光耀为了新加坡，使新加坡“在本身资源缺乏的条件下，不但能生存，而且一再制造奇迹，在多个领域鹤立鸡群，成了区域的模范与领导。”所以，幸好李光耀消灭了民族教育，成就了“区域的模范与领导”，南大人不要质疑李光耀镇压南大学子了，要多想想“李资政当总理时日理万机，心中只想如何将新加坡治好。退而为资政，也一直在前瞻新加坡的前途。一个人不管如何反对他，对他治国的诚意都不致于置疑。”

　　至于“经过这场变革之后，华校消失了，南大消失了，而华族文化，即使不被摧毁，也已由强势转为弱势。今日华族青年对华族文化的态度，恐怕是当时策划者始料所未及吧。”因此，造成华族学子厌恶华文的原因，是“当时新加坡政府中的华人领导为了‘秉公办事’，他们要建立的新加坡文化而非华人文化，以照顾国内其他民族与邻国的感受。”

　　君不见“新加坡当时生存条件脆弱，(严格讲起来，今天的条件虽然远胜当年，却仍暗藏危机)，新加坡本就不是好管的一个国家。”“治理一个没有天然资源，连水都须邻国供应。四周都是强邻，人口两三百万，面积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你能不战战兢兢吗？”“我们可以海阔天空，高谈阔论，但当家之主的国家领导，在想的却是生存的问题。”

　　因此，南大学子应该体谅李光耀当时的处境，“如果生存都成问题，其他岂不沦为空谈？”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高喊“李资政的功绩是无须争议的。如果以这种教育改革所发生的‘意外’怪责李资政，我们认为也有失公允。”要不你来当当李光耀试试，“易地而处，让你坐上李资政(当时李总理)的位子吧，你会怎么办？”

　　当家三日狗都嫌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事有轻重缓急，以当年新加坡的处境，千头万绪，你要进行那项？”“即使你现在问我们，我们也会回答：生存要紧。”

　　治国这碗饭不好吃呀！要“生存”就得消灭民族教育！“李资政领导的新加坡政府以‘求存’为当时的建国方略，当时的‘教育改革’也循着这一方略拟定，结果新加坡不但生存了，而且骄傲地生存下去。新加坡成了举世注目的新兴国家。这些功绩能不能抵得过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后遗症呢，那也是见仁见智了？”

　　“当事者”需要“回答吗？详细读一读《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民族教育面对外来的迫害和内部的瓦解，比“蛛丝马迹”的臆测更能够清清楚楚知道，镇压华校生，最终的关闭南洋大学都是政治行为。

　　“至于一些‘政治过激行动’会遭人非议”，不必过于指责，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孔子杀少正卯事件，邓小平的六四事件。姑不论我们是否赞同，执行者主观上都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以求国家发展不致受影向，非关个人。如有失误，纯属个人的主观判断所致。”

　　至圣先师孔子和让中国人富起来的邓小平都杀过人，都得到中国人的敬仰膜拜，拉虎皮做大旗，李光耀只不过是关闭南大，何罪之有？

　　李光耀“这些年提倡的国家意识，儒家思想”，李光耀很注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治国，怎样才叫将国家管好呢？”

　　所以，李光耀为了新加坡，不得已使民族教育消失，“以新加坡政府当时的处境，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当然有着比谁都强烈的危机感。理所当然的，他们会想到一切的可能性，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确保新加坡能生存。新加坡没有资源可以依靠，可以依靠的只有她的人民。所以在直接的逻辑推论，统一语文对新加坡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重要，来得迫切。”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这番高论，是要南大人为李光耀说句公道话：说李光耀消灭民族教育，太冤枉了！李光耀当家这些年，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地说残暴殴打逮捕驱逐华校学生，是情有可原的！

　　华校的消失，不是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是，那是历史的必然。“新加坡当时的决策人毅然决定了他们影向深远的双语教育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华文在华校中从主位降为宾位，从宾位降到可有可无。而语文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这变革下，华校的特质已荡然无存。中小华校不复存在，南大学生来源也出了问题，终至于南大也寿终正寝。”

　　“语文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消灭民族教育后，何来“文化传统”？还“完美无瑕”呢！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此说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力图把消灭民族教育，关闭南洋大学的历史责任，全部推卸到新加坡社会的现实环境。手段上，先是通过政策干预制造了设定的现实，再把责任转嫁到设定的现实上。这种迂回推卸的伎俩，不难识破。

　　尽量凑集各种各样的揣测，单个地看，也许在生活中都会发生。但是，把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把揣测的事加以渲染，既欺骗自己又欺骗读者，使自己和读者神经错乱，只能是一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双料蠢货。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使用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为高压统治涂上胭脂，构建一种不应受谴责的政治正确，把问题的全部责任都引向政治正确，符合了今日官方主流意识的胃口，符合今日去民族化的历史论述潮流，为李光耀脱罪，替消灭民族教育者脱下了罪恶的枷锁。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的作者特别能写能说，掩盖民族教育是民族素质根源的主要柱石教育，又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真相引向另一个方向，一个与问题根源南辕北辙的方向的历史，达到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总结的那种高度——“文足以饰非、辩足以拒谏。”

　　明明文中尽是为李光耀洗脱罪名，却又假惺惺地说“我们没有资格作历史的审判官，在这里判定谁对谁错。我们只是根据事实，各自表述。”

　　抱着片面眼光曲解历史真相的，只会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不论其自我表述多么动听，也不论说辞多么合理，都是掩人耳目罢了。

　　《李资政与网上南大》作者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而奇葩了一篇鸿文的，但仍然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这种妄图两面取巧的伎俩，结果两面不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