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够》读后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说过：“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1964年，在毛泽东指导下撰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开宗明义就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受到很多攻击，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绝于耳。这些言论尽管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一边理直气壮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就是其中的一个。

　　2021年9月3日，《联合早报》郭良平的《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够》可说是郭良平一系列论述中共的文章经典。

　　郭文说：“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是经济模式僵化，竞争不过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原因是政治腐败和道德破产。”

　　郭良平把苏共亡党亡国归结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过于简单化了。中国拍摄的专题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从政治体制、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外交国防等六个负面，以客观公正的视角、丰富详实的资料，深懂讲述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历史真相，深入剖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公开性”、“民主化”，造成了全党的思想混乱，很多党员感到迷茫。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削弱，形同虚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风恶化，腐败严重。特权阶层恶性发展，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实际的占有权，严重脱离群众。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毛泽东主席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毛泽东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苏联、东欧、人民应该要打倒假共产党。1968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被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总的来说，苏共从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这种所谓评价使苏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郭文说：“第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解体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行不通的明证。”郭良平把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是同一种性质吗？如此不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就一口下结论说“第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解体”，这样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刻舟求剑，没有什么意义。

　　郭良平所说的所谓“实践上的调整”，无非就是指改革开放。其实，中共在革命实践上，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摸索中不断调整战略战术。战争时代不说，单以建国后来看，中共历次的党代表大会，在各个领域都在根据实事求是出发，做出各种调整，众所周知，不需赘述。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哪是郭文说的“中共在实践上的调整”，仅仅是“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化和国际化”？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1992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可见，“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思想。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调整”像苏共一样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只能是像苏共一样亡党亡国。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足以证明郭良平说的“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远远超出了马列主义。回归原教旨主义等于无视这些因素”的无的放矢。

　　毛泽东主席用中国老百姓最能理解的语言阐述“造反有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老百姓听得懂、学得来的东西，成为他们实现解放的思想武器。毛泽东主席认为，如果共产党的官员滥用权力做了违背了人民利益的事，那么，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发生了变异。如果他们用这种变异的权力欺负老百姓，那就会出现新的“压迫”。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醒全党：“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毛泽东看来，只要还存在“官逼”现象，就还会出现“民反”，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有许多方面，最显著最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保障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第二是斗私批修、破四旧，立四新，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应该说，文革阻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被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社会公正公平得到了保障。社会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役。官场出现了新气象，贪污腐败贪图享受等腐朽现象得到了遏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文革不光在制度层面阻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另一方面，在改造思想，在精神文化层面让人们拥有高尚的品德。回头看看文革时期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以外的年轻人的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都是文革时期的显著标志。

　　这么一场影响极广、极深、极远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负面现象在所难免。我们只听到反华反共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肆意攻击污蔑抹黑文革，有听过工农大众批判、否定文革吗？文革的确是地富反坏右修牛鬼蛇神的“灾难”。君不见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时被批倒斗臭的走资派从新上台，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连老人跌倒要不要扶都在争论不休，道德何其败坏，真正成了“灾难性”。天佑中华，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基本上以‘不忘初心’为名的原版回归”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郭良平无法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指毛泽东主席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说是“不符合实际”。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不破不立的道理的表达。不破不立，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事物发展规律，是人们思想意识和认识不断提升的必然规律。不“破”旧有的，何来新的“立”？不“破”奴隶制度，何来封建制度？不“破”封建制度，何来资本主义？不“破”资本主义，何来社会主义？不“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何来新中国的建立？总之一句话，不破旧，就无法立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郭文说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只有愿景，具体叙述几乎为空白”，足见郭良平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可见马克思一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潮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马克思一生都在探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索贯穿着马克思一生。

　　毛泽东主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中的每句话奉为金科玉律，也不会期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他们逝世后的一切新问题留下锦囊妙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存在于经典著作中、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正是作为本质特性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之中。

　　郭良平想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具体叙述”肯定是“空白”的。因为马克思“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毛泽东主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反对“本本主义”。只有像郭良平这样的人，才傻乎乎地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具体叙述”。

　　郭文说“要实现从破到立的转折，就要超越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阶级就是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历史。而掌握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阶级斗争，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一般办法。

　　鲁迅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如此情况下，如何“让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都有自己的权力和位置”？美国黑人“都有自己的权力和位置”吗？

　　郭文说“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它在世界上所要扮演的角色，都要求它培养包容的品质，这就必然超越马列主义正统”。

　　“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什么？流量明星的收入可以达到几个亿，而还有6亿人可支配收入只有一千元，如何“培养包容的品质”？郭文说“中共执政的重点，应该是协调各个阶层和群体，解决社会分工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强势的国家下，没有任何矛盾是不可解决的”。郭良平念念不忘的是“马列主义正统”无非是指阶级斗争。社会上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如何进行“协调”？

　　郭良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西方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显然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1987年，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观点。

　　而西方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不过是为了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得不向劳动人民做出适度让步，以殖民掠夺来的财富施舍给劳动人民来减缓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性质完全不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国都“拥抱了市场”，为何两国的结果差距如此之大？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郭良平说“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要素参与与分配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指出，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并且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对过去300年间的工资、财富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史学考察和研究，通过列举多个国家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大量数据，借助实证方法证明了长期中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一事实，并且通过简单明了的公式指出，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必然的结果，收入差距的缩小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现象。

　　资本的“两级化”问题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逻辑起点：一方面，资本具有提高生产、扩大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正由于资本本身的“价值增值过程”的生产关系，而且这种生产关系内在地包含了由于劳动力买卖而形成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和局限性。

　　从理论和客观上说，资本与劳动一旦成为雇佣关系，就必然意味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能够成立，也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成立。

　　从表面上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似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从本质上看，在阶级社会中，资本和劳动永远处于矛盾状态。郭良平混淆本质问题，笼统地说资本和劳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掩盖阶级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如郭良平所说，靠资本和劳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要素与分配”，而是靠生产工具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指出：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面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郭良平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点已经被选举民主的普及和福利国家否定了，至少它不是普遍真理”。真的是如此吗？

　　作为国家，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阶级间矛盾激化而发生反抗时，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郭良平是否看到西方国家在碰到群众游行示威时，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美国的黑人运动，这些国家出动多少警力，甚至军队进行镇压，杀害、逮捕，然后控上法庭，判处监禁，甚至死刑？仅举几例：

　　1927年4月1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黑道头子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5月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

　　1942年6月，24岁的慕尼黑大学医学生汉斯·绍尔(Hans Scholl) 和22岁妹妹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 以及24岁的克里斯多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 共同阻止了“白玫瑰”运动，表达对纳粹政策的看法。1943年2月，汉斯和苏菲被捕。四天后，兄妹二人与它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被处决。

　　1953年6月19日，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夫妇在纽约的新新惩教所被处以极刑。

　　东西德统一后的199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家、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遭到逮捕。1993年9月16日，凯斯勒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被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因政治原因被处死和迫害致死的人有的是。1959年行动党上台执政后，超过2000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捕，有的被捕者被监禁长达32年。

　　这些事实，能“被选举民主的普及和福利国家否定”吗？

　　郭良平说“如以‘理论自信’来守旧，就会丧失百年巨变所带来的引领世界潮流的良机”。郭良平以为，中共的理论是死的，一层不变的。一提“理论自信”，就是原封不动照搬马克思主义。郭良平不知道，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形成毛泽东思想。这样不断的发展，怎能说是“守旧”？的确，“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够”，因为后面还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之，郭良平们一看到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强调“四个自信”就惊呼不得了了，中共要再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恢复“斗争型的意识形态”了，要造成“大灾难”了。如果郭良平看到最近中共对娱乐圈的整顿，对垄断集团的整顿，大概也会惊呼“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又要造成“大灾难”了！中共“如以‘理论自信’来守旧，就会丧失百年巨变所带来的引领世界潮流的良机”了！

　　中共在百年斗争中，挫折、失败、偏差、错误不知凡几，再加上苏共的经验教训，中共还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吗？

2021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