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片面吸取苏共教训的后遗症》矛盾百出

　　2021年8月19日，《联合早报》郭良平《片面吸取苏共教训的后遗症》说中国“组织化程度高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改革开放中这个优势发挥在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治理环境、改善民生、应对危机等上面，使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都很强，对民间诉求的反应比较灵敏；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在迁徙、择业、居住、旅游、言论等方面有相当的自由；反腐大得民心；再加上日益发达的维稳机器，这些都决定了中共江山稳固。”

　　郭良平毕竟是高级研究员，能够看出中共的改革开放在方方面面使“中共江山稳固”。既然郭良平看出中共有“优势”，使“中共江山稳固”，为何又发出“是否可以避免重蹈苏共覆辙”？

　　原来，郭良平所说的中国“优势”，是和“西方国家长期不改革，中共就会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相比较，因此说明“中国制度的水平不高”。只要西方国家进行改革，中国就不可能有“优势”了。“国家在不断进步，生活在不断改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这三不断“使西方模式失去了吸引力”，据此得出“中国制度的水平不高”“水平不高也过得下去”。

　　郭良平说中共“一直不是被向左拉就是被向右拽”，这是郭良平只读中共党史的外围，没有深入核心使然。毛泽东主席说：“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关于重庆谈判》）作为革命政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时左时右不可避免。中共的征途中，犯上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差点就亡党。按照中共的说法有十次路线斗争，说明道路是曲折的，这正好说明中共的纠错能力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无可比拟的。中共建党一百年之所以取得如今的成就，如果中共“没有并未真正从理论和制度上解决路线问题”，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吗？

　　从历史根源来看，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又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从认识根源上来说，长期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的观点很有市场。右与“左”往往是孪生兄弟，哪里有“左”倾，哪里就有右的影子。“左”与右有时是同时存在的，不过二者之中必有一种倾向突出一些。反“左”也要防右，反右也要防“左”，中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郭良平很推崇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向左的回归”“在现体制下向左转”就会“带回来了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呢？“张冠李戴”“个人崇拜”“精神原子弹”“运动模式回归”“微观统治复辟”“历史虚无主义”“苏东波机制仍在”“重苏共、轻中共的教训”。

　　中国的巨大成就，是中共自建国以来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中取得的。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政党轮替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制度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坚持了灵活性，做到了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郭良平看来，“中国近些年来不再归功于对旧体制的改革，而是归功于它的延续性，这是左转气候下的一个误判”。“误判”恰恰是郭良平自己。所谓改革，是改掉原有的短板、偏差和错误，不是否定原有制度的一切，推倒重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共的领导。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发展得怎么样，关键在中共。中共在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解决了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从而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形成了关于中国发展的科学的理论逻辑。中共通过发展实现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民心民意。

　　讲政治是共产党的优势，也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强纪律、规矩、忠诚、收权、反腐、强化市场监控，做大做强国企，去 GDP 主义，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大信息和言论控制，清除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上的影响，扩大党组织的覆盖率，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回复改革开放以来丢失的这些东西，天经地义。就是因为加强了这些方面的建设，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怎能说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呢”？难道不要上述这些，才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如果“中国经济是在它们的弱化中起飞的”，如何解释如今取得的经济成就？

　　根据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显示，95%的中国民众表示，他们对中央政府相当信任。

　　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中国人就因为亲身感受到实惠，才有了“制度自信”，怎能说是“张冠李戴或偷梁换柱”？既然说“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等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又为何说“并不是说这些措施错了，它们也许很必要”？

　　郭良平很反感中共“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共是什么政党？地球人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能站起来吗？富起来吗？强起来吗？

　　郭良平说“向左的回归”，无非是说习近平在搞个人崇拜。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可见，个人崇拜要分开来看。比如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开天辟地，建党、建军、建国；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终身无怨无悔值得崇拜么？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中国社会面貌起了重大变化，反腐深得民心，中国人挺起了脊梁，平视世界，敢于对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以势力来和中国说话”，中国人一百余年来的耻辱得以洗雪，值得崇拜么？“美国国父们”的“历史功绩”去跟美洲原住民和黑奴说去吧！

　　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把秤。个人崇拜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苏联模式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这一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害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因此，先有体系，后有个人崇拜，说“苏联体制是为个人崇拜而设计的”简直让人喷饭。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已经不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个人崇拜已经没有了社会基础。郭良平因果关系搞不清，妄下结论，难免贻笑大方。

　　至于其余的什么“精神原子弹”“运动模式回归”“微观统治复辟”“历史虚无主义”“苏东波机制仍在”“重苏共、轻中共的教训”，无非是历数中共的“极左罪恶”。

　　郭良平可知，这些例子要么已经受到批判，要么是谣言污蔑，要么是抹黑。既然“中共历史上主要是极左错误，带来的灾难比苏联深重”，为何中共能一步步发展，达到目前举世公认的成就，没有如西方所愿，向苏联一样轰然倒塌？

　　郭良平深恶痛绝中共“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强纪律、规矩、忠诚”，认为是“中共长期受困于左右之争，是因为两头都有成套的理论体系，有话语权的优势，而中间地带缺乏成熟理论带来的定力和方向感，常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

　　郭良平不知道的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反华反共势力无时不刻不想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为此，千方百计用他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培养他们的代理人和接班人。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八大，出现的社会道德沦丧，无官不贪，男盗女娼，黄赌毒黑贪五毒齐全，反党反社反毛无良公知、卖国投降精英言论充斥舆论界。让这些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占领舆论场地，能行吗？！毛泽东说得对：在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一定会去占领。要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郭良平既然看到“许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或者已经沦为扯皮的体制”，“美国国父们酗酒蓄奴，打架斗殴，放荡形骸”，何以还这么痛恨中共“向左的回归”？“向左的回归，加强纪律、规矩、忠诚”不就是要避免西方国家的弊病么？郭良平拿出的治理方略“建立起可靠的对左防护墙”，而且是“乃当务之急”，何所据而云然？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共对苏共亡党的研究和总结文章从毛泽东时代起的九评，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没有解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问题；“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失民心者失天下”；“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苏联模式’本身就有很多弊端”；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习近平的论述言简意赅、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切中肯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旗帜鲜明地突出强调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以及各个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理论文章从未停止，何来“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