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谈郭良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

　　针对郭良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写了五篇文章给予驳斥，论及的只是琐琐碎碎的只言片语，现在应该来一个总结了。

　　郭良平一系列文章，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申出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从创始人到实践者，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比如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针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不承认社会主义还有矛盾的观点，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主席站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立场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但又很不完善，还存在某些环节的缺陷，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需要相矛盾，应当及时地调整，但这些矛盾同旧制度的矛盾又“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也就是说，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毛泽东主席还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详细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毛泽东主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为中国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提供了理论基础。（魏礼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算起，60多年间，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表述，经历了3次变动。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只要深入到中国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之中就会发现，这种变化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演变而来的，都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以当时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具体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着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迈上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2020年01月20日共产党员网《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傻傻分不清？》

　　所以，郭良平多篇文章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挖掉“社会”两字，其用心明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天然存在。这个天然存在使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众多弊端，就像“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它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延续至今”，那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也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样，顽疾无法克服，最终亡党亡国，土崩瓦解。

　　“苏东波”事件，使郭良平抓到了论据。他在多篇文章中，无不举苏共为例，认为中共如不怎样怎样，就会像苏共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字里行间充满拳拳赤子之心，上当之人会为之动容。

　　苏联是怎么一回事？

　　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至1991年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由苏联共产党执政。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领导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15个权利平等的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

　　苏联1936年宪法中的第十五条：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都加以保护和第十七条：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苏联宪法这一规定，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是由于斯大林膨胀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制约作用，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落入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这又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寻求独立种下了恶果。

　　1977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七次会议通过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1989年5月25日，苏联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目的只有一个：推动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1989年12月12日，苏联召开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人士萨哈罗夫，再次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向会议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定，取消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宣布给予一切政党“积极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和管理国家事务及社会事务的平等机会”。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痛心的说：“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得更到位：“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苏共就这样被新的宪法“修掉”了。

　　可见，郭良平指苏联解体是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造成，明显是不懂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演变的过程。

　　东欧又是怎么一回事？

　　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可以说是苏联红军在东欧大地上横扫法西斯的过程中，强使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建立的政权。而社会党人不可能全盘接受共产党人的那一套理论，分裂在所难免。

　　由于东欧各国政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形成的，对于苏联的模式有很大的模仿与依赖性。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加大了一体化的力度，以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处理苏联同东欧各国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苏联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存在霸权主义的倾向，在同东欧各国的经济交往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

　　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了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文化自由大会。美国对东欧的演变政策确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1952年—1956年）的后期，1958年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11/1文件（美国对东欧国家政策声明）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欧演变政策制定的全面完成。杜鲁门政府时期（1945年—1953年），专门制定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真理运动”，制定了“新美国世纪计划”。

　　在政治上，美国承认东欧各国政府的法律地位，直接与东欧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美国表明立场，将苏联与东欧区别看待，以此来分化苏联与东欧关系。其次，在经济方面，加强与东欧各国经济贸易与往来，分化瓦解东欧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再次，在加强政治、经济交往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在批评社会主义文化（以苏联文化模式为主）的同时，加强西方文化的宣传与渗透，达到在文化上同化东欧的目的。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牵头下，美国成立了一些带有半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及一些中情局的外围组织，如法菲尔德基金会、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等非政府组织。

　　随着时局的发展，东欧内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经济问题成为日益困扰东欧政权的梦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加强了与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往来。（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欧剧变》）

　　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本来基础就很薄弱。苏共的“霸”和美国的“奸”，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乱”，垮台是迟早的事，无关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

2022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