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董玉振先生《先有敌我，再有坏人》

　　2021年8月28日，《联合早报》董玉振先生的《先有敌我，再有坏人》，是针对4月1日郭良平的《好人还是坏人》撰文与郭良平商榷。董先生为文温文尔雅，点到为止指出郭文的谬误和矛盾，阅后甚觉董先生“商榷”的不够全面，乃为此文再予以批驳。

　　郭良平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文章，其要害在于表面看来似乎在褒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潜台词却在贬抑中共自十八大以来的方针政策，危言耸听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清除毛泽东，不丢掉马克思主义，提倡红色文化，中共就将重蹈苏联覆辙。

　　郭文说“大多数中国人浑然不觉，在世界许多地方——不仅仅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代名词。为什么会‘沦落到此’呢？是20世纪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几次大规模的灾难，和这个制度的许多黑暗面造成的”。郭文举的例子是“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中国1960年代初和赫鲁晓夫时期在乌克兰的人为的大饥荒等等，受害者数以千万计”。

　　据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造成苏联所谓的“大清洗”，原因是多方面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但具体实行时，往往达不到领袖是一个集体的要求。斯大林违背了列宁集体领导的原则，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形成个人决定一切的局面，党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是处于幼年时期，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苏联内部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在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若干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

　　中国的大饥荒是指1959到1961年中国经历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

　　乌克兰大饥荒并不是在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苏联开始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

　　是人都会犯错误，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苏联“大清洗”，是当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之后就没有这类事件重演；大饥荒也没有在中国和乌克兰重现，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为何揪着不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之风横扫世界，处在进攻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严防死守，残酷打压。美国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掀起的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镇压了多少人；美国百万人上街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郭良文知道否？

　　法国“五月风暴”时，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而从中国传来的“文化大革命”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

　　从1955年起，日本工人每年进行一次春季斗争，这成为日本战后各行各业进行联合斗争的主要形式。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潮，1947年春季斗争的罢工人数竟达650万人，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积极参加工会组织。

　　以上这些事实，“在世界许多地方——不仅仅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代名词’”“‘共党’的标签就足以在广大民众中唤起一系列负面反应”会“沦落”到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吗？

　　中国学者温铁军在《新冷战究竟新在哪里，为何让人如此措手不及？》一文中指出：

　　“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的产业资本崛起，中国进出口所获得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和强制结汇，对冲贸易盈余增发大量人民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同时，又是一个人民币金融资本大国。中美因为金融资本的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爆发了所谓的新冷战冲突。而这个新冷战不再是美苏斗争时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这样来破一下题，让大家知道老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政治冲突，而新冷战则是金融资本时代的政治冲突。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政治矛盾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战争。据此，冷战也仍然是一种战争，是政治矛盾集中的表现。这样解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老冷战和新冷战处于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

　　郭良平撇开根本原因，把新冷战的形成说成是“‘邪恶’的崛起必然是个威胁——他们联想到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于是冷战斗士又活跃起来，蛰伏的冷战资源也被激活了”，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更为荒唐的是，郭良平说“尽管这种认知中有许多东西是虚假、错误、过时的，甚至是恶意中伤，但也包含了大量正义的，却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错误判断上的力量。也就是说，反共在西方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有相当广泛的道义和民意基础”这是什么逻辑？“虚假、错误、过时的，甚至是恶意中伤”，还能“包含了大量正义”，还“相当广泛的道义和民意基础”？

　　郭良平文把中共十八大以来调整改革开放航向“将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搬回来了”就使“小孩大人都一片混沌。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从未认真总结文革和毛时代的经验教训，不清楚哪些该拿回来，哪些该扔掉；也未料到西方国家对自己回归红色正统的反应会这么强烈，甚至不惜彻底脱钩和发动全面冷战”。董玉振先生举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戴利所说“限制中国的发展，这与信仰无关”。

　　至于“为什么仅仅数年前，中西还打得火热，中国还被邀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入伙呢？”这只能怪郭良平不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因后果。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西方采取的对华政策是全面封锁，一直到“尼克松时期，改变了此前对华冷战、全面围堵、封锁、遏制和孤立的策略，采取了以战略对话合作与和平演变的两手的总战略框架，中国一度被美定位为‘友好的非盟国’，两国关系的国际政治基础是共同对付前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这里将合作前置了。冷战后克林顿时期，美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既是战略框架，又是策略手法，美认为中国是‘非敌非友’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过渡性对华战略，服从当时美全球的‘接触与扩展’战略框架；美期待通过接触把中国‘引入’国际社会，实现演变，同时务实借重中国市场机会，推进合作。这里将接触前置了。美在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问题和增强影响上保持遏制和干涉，不考虑任何致力于以冷战后稳定和健康发展两国平等关系为目标的新定位，国际学界将之称为‘漂移’状态的中美关系，经济和贸易关系被双方学界和企业界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小布什政府时期，‘911’事件后，中美双方关系的大框架没变，围绕国际安全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合作增多。美国内出现了更多要调整对华政策和增加对华压力和规制的声音，但没有大动。奥巴马政府后期，提出对华政策‘转向’，启动了新的美‘重返亚太’战略，对华政策牵制、防范和施压的成分明显增多，甚至出现了美国在军事上加强对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向。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一些势力对华展开极限施压，全面破坏了中美关系信任和基础，也打乱了美国建制力量调整对华政策的节奏与部署。美全球打压范围很宽，甚至包括了盟友。这股势力在国际上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这不仅使美对华关系，美对外政策许多领域、美与自己盟国与伙伴关系也都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广泛要求美新政府回归理性和多边主义的呼声。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多边主义和规则为基础，实际上重点是由建制力量来进行更加有序的调整，把中国作为‘最重要对手’，同时表示在气候、公共卫生、防止核扩散等领域开展对华合作。这种‘一点两面’还在展开和落实之中，美两党都有势力突出对抗和遏制，将合作后置并设‘符合美利益’和‘从实力地位’等前提。这种安排与特朗普之前、中美打开坚冰以来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政策研究》2021年4月第5期总第106期岳晓勇《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显现更深的全球角度和更宽的多维构架》）

　　这种精辟的论述，说明了“数年前，中西还打得火热”，是美西方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它们妄想通过接触，和平演变，改变中国的航向，把中国拉进美西方阵营，融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在多年尝试后发觉中国并没有如美西方之愿，还是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无奈之下，特朗普一上台，重新拾起冷战思维，对华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哪是郭良平说的中国“回归红色正统”？俄罗斯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普金上台也没有“回归红色正统”，为何美西方仍然不依不饶地制裁俄罗斯，遏制俄罗斯？北约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总归一句话，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所谓国家利益、维护美国霸权而转换，不存在意识形态考虑。

　　郭良文睁眼说瞎话“中国掌权的这一代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这些概念像隔雾看山，因为这些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根本不存在。他们习惯的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和党的需要，党一挥手，‘打起背包就出发’，决不讲价钱”。

　　中共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中国法治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中共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新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指引正确方向、提供行动指南。郭良平读过习近平的《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吗？怎么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相悖”？郭良平说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吧？如果是，相悖就对了。

　　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18年9月4日，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2018年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出席会议。100多个国家的政党在本国共设置了近200个集体会场，组织本党代表集体参加峰会；等等，郭良文竟说“中共应该承认，其官方意识型态目前在国外毫无吸引力，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也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毫无吸引力”“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能举办上述各种活动吗？让印度举办试试。

　　中共百年来的成就，内政方针正沿着规划稳步前进，已经不需要郭良文说的“应该通过创新来塑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形象”。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将由此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绝不会如郭良平说的“对内会顾此失彼，对外会长期处于被动，不必要地陷入新一轮对抗；表面上是为了民族复兴，实质上却是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战”。“新一轮对抗”是中国造成的吗？

　　郭良平说的对，“如果中国的实力能持续增长的话，发达国家迟早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政策和制度”。至于“斯大林主义还魂”，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过批判，怎么还会“还魂”？中共百年的成就，就说明中共不仅“强大”，而且“进步”。

　　经过新冠疫情，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已经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亮丽形象，不需郭良文说的“急需一个崭新的形象”。苏联的解体，已经给了中国很大的教训，怎么还会“全面继承前苏联的坏名声、旧制度和前冷战的大格局”？至于“中共须要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董玉振先生的比喻极妙：“郭文的逻辑推演颇有关公战秦琼的趣味。”

202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