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看第三个历史决议

　　第三个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两个凡是”，是1977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郑必坚执笔华国锋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有郑必坚发明的“两个凡是”，被胡耀邦抓住，揿在了华国锋头上，成为华国锋的“错误”。

　　据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的于光远《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说，华国锋“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背着“两个凡是”的“错误”向马克思诉苦去了。而提出“两个凡是”的赵必坚却仍继续受到重用。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手掌管中央党校培养干部，并抓意识形态；一手抓党的组织，实现大换血，打开了所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官方公布，全国共平反、纠正大约300百万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47万多名党员党籍，撤销12万多名党员受到的处分，解脱了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40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

　　胡耀邦是怎样平反“冤假错案”的呢？

　　解放以来二十七年除了高饶事件外，其他案件全部被胡耀邦定为冤假错案，因此全部给予“平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问题。据统计，1977年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至1980年年底，全国只剩有地主分子4万余人，富农分子2万余人。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7万9260人，进行评审摘帽。

　　1981年上半年，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

　　实际上，右派摘帽工作从1959年就已开始执行，当年就有4万5千名即10%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摘去30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泽东生前，早在文革中期九大前后，就解放了大部分受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的干部，并且官复原职，有的三结合进了权力机构，连邓小平也在1973年回到中央领导工作岗位。真正被定性为顽固不化走资派的只是极少数。再说，当时中国够得上“走资派”级别的党政干部，全部不到200万。说胡耀邦“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的说法就是天方夜谭了。

　　胡耀邦给右派平反搞一风吹，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也平反了，将许多货真价实的右派也平反了，恶果累累。

　　翻开那些所谓“错划”的右派分子们写的、编的书籍、报刊看看，打开那些所谓“错划”的右派分子们的网页文章看看，看看那些右派们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更重要的是看看那些所谓被“错划”的右派摘帽上台后的表现，看看那些体制内的在职离职的大小官僚们、老少“沙皇”们，把他们划为右派有一丁点是冤枉的吗？有一丝一毫的错吗？比如：

　　汉奸茅于轼公开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这个公开承认自己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不认为需要平反的老右派，硬是活生生地被胡耀邦给平反了!

　　现在定居美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罗基认为，右派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他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无罪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法律，是合法的，相反，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倒是不合法的。

　　郭罗基在他的书里曾经讲到北大历史系55级唯一的一个右派，此人名叫黄友钊，他在鸣放时期“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页）。像黄友钊这样高喊“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杆右派，胡耀邦也给他平反了。

　　翻案上台的真走资派和真正反党反人民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李锐、谢韬等一大批人统统被胡耀邦收归门下，分别安插在党政重要岗位，李锐被安排在党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成为胡耀邦网罗亲信、铲除异己的得力助手。组成了一支专门对付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扭转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西化复辟队伍。由于清查运动选择的对象、采取的手段和巨大牵涉面，加上彻底否定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成果，释放并重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使他们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资料来源：红歌会网站《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话题系列〈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问题是，在给胡耀邦歌功颂德时，在平反反右运动和文革时的“冤假错案”的同时，是否有再次制造“冤假错案”呢？

　　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资料来源：雨夹雪《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

　　被全国传颂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的焦裕禄的好搭档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因为他敢说真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张钦礼三次遭难，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结束后，张钦礼成为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再次遭难。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罪名是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二、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三、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四、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在狱中，某位领导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两名监管人员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后来对妻子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回了一条命。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1990年5月20日，在某干部保证下，张钦礼提早半年多获得释放

　　2004年5月7日，历经28年牢狱之灾的张钦礼在郑州去世。由于没有恢复党籍，不允许身上覆盖党旗，家人只能给他盖上一床红被子，以安慰他对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红色事业的无限忠诚。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老百姓自发的为张钦礼树立了一百多块石碑，是华夏独有的壮观碑林。有一家一户建造的，有几个人合伙建造的，也有以单位名义建造的。

　　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就是这样一个为人民立下卓越功勋、几十年如一日泡在盐碱地里、不分白天黑夜和老百姓一起在荒沙造林、一生廉洁如初以至家徒四壁的人民好县长，却被胡耀邦一伙完全以莫虚有的政治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投入监狱。（资料来源：陈健《焦裕禄搭档张钦礼被捕一案的前前后后》）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1990年7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视察。2014年3月17日上午，习总再次视察河南省兰考县，又一次走进了焦裕禄展览馆。可是，张钦礼等人的冤案至今仍未得到平反。

　　俗话说，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群众把张钦礼当成英雄，可官方呢，还把他当成罪犯。

　　1968年5月14日，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远新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担任辽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调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以便更好的处理国家大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毛远新也被逮捕，当时的名义是隔离保护。谁知这一隔离就隔离了十年，十年里他从被保护变成了被审查。198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其中一个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89年，毛远新在服刑中“保外就医”来到南昌。这时，他的腿已经残废，当年英气逼人的青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虽然这时他还不到50岁。

　　毛远新的女儿李莉出生于1977年1月，那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三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大时，长时间高烧不退，因延误了治疗，又大量使用青链霉素，最后，烧是退了，但两耳听不到了。（资料来源：太白星《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跌宕起伏的人生》）

　　作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家的苦难，蒙冤至今仍未给予平反。

　　还有……

　　胡耀邦是一个怎样的人？

　　雨夹雪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说：

　　“胡耀邦是15岁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亲点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但是毛主席病重时就策划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后，胡耀邦更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外界称为‘非毛化’第一人。……

　　“他在获得最高领导桂冠以后，就华丽转身成一个狂热的亲西方分子，一而再再而三不听老同志劝告，三番五次抵制‘清除精神污染’，不同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变着法子改变党中央的集体决定，以达到支持自由化的目的，因此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党内代理人；……

　　“他到西藏、新疆改变党的疆藏政策，让农奴主官复原职，是背叛翻身农奴。……

　　“胡耀邦主持中纪委工作时中国贪污腐败蔓延开来的，1980年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二百亿元。……　

　　“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胡耀邦拼命鼓吹刺激消费，1982年5月就提出要刺激消费。……　

　　“胡耀邦是国企改制的始作俑者。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

　　“胡耀邦极度崇洋媚外。……不顾陈云同志的强烈反对，要求进口美国的高价消费品，通过这种方式把毛主席时代留下的黄金外汇送给美国。最终，胡耀邦的卖国政策发展成为后来的把黄金储备放到美国，把外汇储备卖成美国国债。……　”

　　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艰苦奋斗，被毛泽东主席题为“农业学大寨”的大寨说成是劳民伤财，愤怒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1987年1月，胡耀邦被指纵容、支持思想意识领域自由化黯然下台可以说明一切。

2021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