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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

── 蔡成杉 ──


(2005/01/03,本文刊登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重修于2008/2/18。)

前言:

今天社会的进步、繁荣和文明,主要是靠以往的西方知识分子,不怕牺牲性命,争取而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为了“地圆学说”,许多西方科学知识分子遭到教会的迫害,他们还是一直说,地球是圆的,不怕牺牲性命,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令人十分佩服!

为真理和正义,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牺牲性命,为理想,他们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在这些巨大勇者的眼下,我们变成矮小的软弱者。我们会为地球是圆的,牺牲性命吗?

全文如下:

(上篇)

拜读陈南阳先生佳作,十分佩服,我抛砖引玉,以石换金,怎不让人兴奋。陈君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他作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研究者,知之甚详,言之有理,令人耳目一新。

在未谈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之前,允许我摘录两段上世纪40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两篇有关中华民族思想的言论。

其中一篇文章写到:非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生活里,除了活着,还有多多少少带着一点点的使命感(MISSION )和天召(CALL),他们有些人愿意千山万水,千里迢迢,不怕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呼唤中国人皈依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等。

他们认为当今天下大乱,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所以愿意被应召和差遣,被送到那遥远的中国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感”;姑不论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

反观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鲜有这种使命感,所以在历史上,少见他们积极到外国去传教,不论传导儒家思想还是道教。

文章的结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比较现实,那是中西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差异。

另一篇文章写到:有一天,有一个歹徒冲入上海一间上等餐厅,枪杀一位中国人,无人加以援助,只有一位波兰人,却不顾自身安危,独自行动,结果丧失生命。

事后,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外国人不知中国国情,不会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才会丧失生命,实在可惜;有些人认为这位外国人太可爱,不知安危,而我们中国人识时务为俊杰,他应该向我们学习,事不关己,何必出手相助,这样才不会白白丧失生命。

以上两则故事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重要的讯息:

1。事不关己,何必出手相助。

2。中华民族似乎缺乏一种使命感,只求“活着”,而西方知识分子则除了活着,更要求作点有意义的事。

其实整个中华民族似乎比别个民族更现实,所以在新春开始时,大家都喜欢以“恭喜发财”相互祝贺。

自古以来整个民族似乎沉迷于“发财”和“升官”中,其乐融融。

知识分子从何而来

以前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上层阶级,很少出身于贫穷之家,现在也是。

当今中国六、七亿贫农和游牧民族只求温饱,受教育和识字是人生的奢求。

“你吃饱了吗?”是现在中国农村贫困人民最流行的问候语,也是最无奈的问候语,它似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还没有解决这个“饱”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分为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大夫,官)、士、庶人和奴隶。后来慢慢演变成士、农、工、商等四个阶级;而士广泛指有学问的人,它包括有学问的统治者、将军、武士、当官的官吏、贵族和有学问的知识分子。

在孔子之前,知识分子多来自诸侯、贵族和当官之家,因为教育由官方包办。孔子办学的创举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权利,平民也有求知的权利。虽然孔子提倡平民教育,教育还是没有普及老百姓,一般平民还是没有机会受教育。因此,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除来自贵族外,多数也来自大地主、大财主和有钱之家。

魏晋以来平民可以受教育,但是他们的子弟没有出路、没有仕途(官途),所以平民教育并不普遍。

到了公元587 年,隋文帝杨坚把仕途开放给老百姓,所以平民教育才普及。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任用人才,选官标准是1.德,2.才,3.实际表现。平民教育更普及,所以才有隋唐盛世。

知识分子的枷锁

中国的考试制度是知识分子的枷锁,是统治者设下的圈套,让知识分子披枷带锁,永无翻身之日。

被毛泽东赞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帝刘彻是两千多年来被知识分子所称赞的好皇帝。

在上世纪30-40 年代却被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大骂,说他是中国封建落后的始作俑者。

因此,我说:“中国君主可以随意践踏民意,随意伤害人民,罪魁祸首是汉武帝,而爱作官的董仲舒是帮凶!”。这与陈君所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中篇)

中国汉朝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发展专制,为了选拔人才和官吏,逐渐形成察举和征辟等选仕任官途径。

察举又叫荐举,是三公九卿,地方郡国守相等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知识分子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

由皇帝直接聘请的知识分子来作官,称为“征”;由官府聘请来任职,叫“辟”。汉董仲舒主张,凡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思想的学院,要一概废除不用,才能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统一人心。这样,汉武帝的后代才能永远统治中国。

因此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同时他又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长安办太学,以儒家“六经”为课程,聘请精通儒家的知识分子当老师;接着,又提倡各郡州以此为模范兴办地方学校。

教育又由帝皇包办,这样就糟糕,因此大大限制知识分子的思维和知识范围,也导致中国科学教育不发达。

东汉初,汉光武帝下诏强调以四个标准选仕,四科辟士。第一是封建思想,第二要文化水平高,第三要熟悉法令,明判是非,第四要办事果敢,和善于处理难题。由于他高明的政治见解,中国又富强。杰出科学家张衡精通天文,善于历算,精于机械,东汉安帝先征召他任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

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家是中国绝世罕种,因此中国科学落后是理所当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知识分子流落各地,所以秦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无法实行。

公元220 年魏曹丕为了获取世家大族(贵族)的支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高官重职都由大世族和大地主的知识分子担任,小官轻职则由小地主和小财主的知识分子出任,所以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这些官吏都是知识分子。

公元587 年,隋文帝杨坚规定各州每年选贡士3人,选举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隋文帝先设秀才和明经两科,后来又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作官结合起来,即使一般地主,财主的子弟,甚至有些贫寒子弟也可以通过读书的考试获得当官之途,打破门阀大族(贵族)所垄断作官的局面,所以隋朝以后,平民教育才普及。

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选拔更多更好的治国人才,他十分重视隋朝所创的科举制度,推广和改善科举制度,使许多平民出生的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唐太宗改革科举,选拔英才治国。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除四书五经外,尚包括律法、数学和医学,是人类史上最早和最完善的公开考试制度。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八股文体来作文章。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而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书,并且强调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准绳,不可以逾越。这样的文章形式和内容都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绝对不允许作者联系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

读书人把一生精力都消耗在八股文上。所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疾愤不平指出,八股文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厉害。

秦始皇只坑埋400名儒生,但是几百年来八股文坑害青年学子何止千万!

清代医学徐灵胎也对八股文作同样深刻讽刺。

如果天子和皇帝作恶多端,人民无计可施,只好无奈接受,所以天作孽,犹可恕。

如果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助纣为虐,为害人民,其罪不可恕,所以自作孽,不可恕。

如此复杂的考试制度都是那些绝顶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了私利,设计来对付不同思想的人,以便自己升官发达。这种枷锁和圈套限制中华文化的发展。

(下篇)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一一提出汉董仲舒和历代腐败分子为虎作伥的事实,只谈伟大理学家朱熹。

朱熹是自孟子以后一位儒家思想学问最深湛的思想家。

朱熹继承了程颖、程颐兄弟二人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以“理”生出来的,而“理”是永恒不变的,以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为南宋王朝苟安屈膝投降制造合理的理论根据。

到了南宋宁宗时代,韩侂胄和京镗纷纷起来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公元1195年,右正言刘德香上书,说到“朱熹说的是先王话,实际上作得不如一般人。”

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大量事实,说朱熹言行不一,他揭露:“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财产,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家里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孕;他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他管理漳州(现福建漳浦)时,专门搜罗古书归自己;他霸占别人产业,还将他治罪;他开门授徒,收富家子弟,要多学费,加上各处贿赂,一年就得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天下都是假的。”【注】

儒家学问这么深厚的朱熹竟有如此行为,其他一般学子不说也罢。像刘禹锡和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南宋是中国最腐败王朝之一,如果有人说岳飞和文天祥爱国,严格来说是爱民族,其他的人也可以相应地提出同样多的叛国知识分子;正如有人提出王安石是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可以提出十位反王安石,为自己谋私利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爱国

国破家亡,自然会损害到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爱国或爱民族是自然的事。

不论是宋末反金,还是民初反日,君不见多少无知识的人民群起抗敌,壮烈牺牲。

如果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站在统治者那一边,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人民那一边?

那才是决定知识分子人品的条件。

书中自有黄金屋(金钱),书中自有颜如玉(美女)等腐败思想大大束缚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视野。所以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向来“向钱看”,以前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许会这样!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需要有一场思想大改革,民族才会向前大跃进。

反观西方知识分子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要证明地球是圆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所以才有今天的科学进步!

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布鲁诺、伽利略,德国的开普勒,前后被逼害和被烧死。西方的文明和进步是经过无数知识分子的富贵生命换回来的。

我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作茧自缚,以致窒息中华文化的发展两千多年,是根据以下三点:──

1)知识分子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知识的来源限制,划地为限;除了儒家外,知识分子对法家、兵家等少作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医学、数学和科学在近代史上不发达。

2)知识分子设计如此复杂的考试制度,再把知识的来源限于“四书五经”,同时以古人的思维为标准,以限制知识分子自己的思维。

这种鸟笼似的枷锁把知识分子关着和套着两千多年,使知识分子思想僵化,不敢寻求真理!

3)知识分子建议“天授皇权”,把天子和皇帝当作神,当作天,也愿意接受“逆神者死”的腐败思想,助纣为虐;因此中国封建思想能够连续两千多年,差一点使中华民族国破族亡!

知识分子助桀为虐

这种思想上的统一也使中华民族的士大夫作茧自缚,最终导致明清的科举必须以八股文体来作答,而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并且强调必须以朱熹集注为准绳,不可逾越。

这样的文章形式和内容大大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和视野,失去创新和研究精神。

所以,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远远落后西方,不足奇。

读书人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弘扬封建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绝对不允许作者个人根据现实、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读书人把一生精力都消耗在八股文上。

在这种划地为牢的环境里,整个中华民族犹如一只白老鼠,被困在一个转动的轮子里,努力向上爬、向上跑,爬啊爬!跑啊跑!永远爬不高、跑不远!

士大夫则变成统治阶层欺压百姓的工具。他们念同样的书:四书五经,为自己寻找仕途;他们具有同样的理想:升官发达,替帝皇作事。

所以我说,中国的皇帝可以不同,时代也可以改朝换代,天翻地覆,但执政的却是那一个永不下台的“官僚主义兼贪污腐败党”。

中华民族向来受一党专政所害,现在海峡两岸也是如此。

惟现大陆领导人人品高尚,他们爱国爱民,善待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带来新希望。

今天两岸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

中华民族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昨日的知识分子稍微进步。

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经过日本的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遭到大屠杀。当时出现一批批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牺牲性命。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海外中华民族的科学家纷纷回中国服务,带动中国的科学进步。

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样样都落后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一定的贡献,令人佩服。

今天,中国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许多知识分子“向钱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财大气粗,杖势凌人,狂妄自大,生活腐败,醉生梦死。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统治者,阿谀奉承,涂脂抹粉,对贫困的人民处境漠视,缺乏关怀和爱护。

在中国,今天若有人提到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功绩,必遭到许多腐败的知识分子痛骂。

还有一些中国著名的腐败知识分子,一到海外,便数尽毛泽东过错。他们还自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功臣!

胡说八道,颠倒是非,莫此为甚!

狂妄自大,厚颜无耻到极点!

现在,台湾岛内的知识分子,为“蓝绿”政治意识形态,互相撕杀,不分黑白,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满口污言,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笑穷不笑娼,对贫者漠视,对富者赞美,对执政者纵容。

有些台湾知识分子,对执政者所作所为,不论对错,一概支持,助桀为虐。

他们能言善道,能够把黑的说成白,颠倒是非。

他们还会虚构事实,隐满真象,篡改历史。

令人啼笑皆非!

台湾有些知识分子一到海外,虽对执政者臭骂,但一提到外国的自由和民主时,便狂妄自大,认为别人必须向台湾人学习“自由和民主”。

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尤凶,好像新加坡人民己处于水深火热中。

这些台湾知识分子胡说八道,颠倒是非,令人笑哭不得!

其实,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己经没有把贫困的人民放在心上。

现在,许多台湾贫困的人民己经活不下去了。

我对两岸贫困的人民具有同一样的关心和疼惜。

一个民族要复兴,其民族需要有优秀的民族素质,同时,也需要一群群有正义、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从今天两岸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素质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崎岖不平,路途遥远!

【注】:有学者研究,朱熹上述罪行是被人陷害。然而,在皇帝面前,他却认罪。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08年3月10日首版 Created on March 10, 2008
2008年3月10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March 10,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