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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年卡 绵久的祝福

── 海 凡 ──


手边有一张贺年卡,收存了27年!

三大民族带着他们的下一代,高举燃放的爆竹;两只衔着橄榄枝的白鸽在天空翱翔。画面上“恭贺新禧”底下,“1990”四个大字堆叠着沉甸甸的往事。对从漠漠雨林里走出来的我们那一群人,贺年卡别具寓意。

我想这一定是部队的印房,在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最后一批印制品。

上队13年里,读过印房印制的许多读物,而贺年卡却是唯独的一张。那许多读物都带不回来,这张贺年卡却一跟跟了我27年!

我所在的第十二支队机关队第三中队,有一个重要部门:印房,印制华族部队大部份重要的出版物。包括党军的各项政策声明,斗争历程,学习材料,革命之声、民主之声电台广播稿,革命歌曲,还出版不定期内部杂志《火炬》和对外的报纸《人民前锋报》……火炬出版社就在这里。

我没有在印房工作,却由于一段时期参与出版《火炬》的编写组,负责印房的同志也是编写组的骨干,加上几个同小队的同志就在印房工作,因此对印房特别亲切。

部队印制的出版物,基本是手工操作的油印:手写稿校对后,由抄写员用铁笔在蜡纸上刻画出文字图画,然后让蜡纸附在普通纸面上,在上面涂施油墨,透过刻写的图纹孔洞,印刷在下面的普通纸上,每一次印刷一张;然后切割,排列,最后线订成册。

整个工序靠的就是人力,手工;只需简单的设备,器材,就能完成印制任务。

刻蜡纸是中间一个重要环节,同小队的几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因为误踏地雷断脚,再无法执行外勤,就被分派刻蜡纸。

当时我们把这个工作称作“刻钢板”,这是一项非常考验耐心的力气活!

钢板不是平面的,上面有斜斜的沟纹,要很用力地用铁笔“刻”掉蜡纸上的蜡。刻写时,不能分心,怕写错字,写错行,写错段……因为资源极其有限,蜡纸刻错了,破了,丢掉是不行的。怎么办?印房同志们摸索出一套修补蜡纸的功夫,刻写多年革命电台广播稿的启武说:“先用锋利的小刀将写错的字或段落准确地切割出,切口必须平整,然后从另外一张蜡纸上切割出比割出那张的周边稍微大一点点的蜡纸,把大一点点的蜡纸小心平整地摆放在‘洞’口上,注意周边没有缝隙,然后用一支 J 型的细铁线(可以用拉直的扣针做),点着游击灯,烧热铁线弯处,趁热在洞口的周边轻轻地烫,蜡纸的蜡一受热就融合起来了。”

抓了8年铁笔的她,“我的食指头至今还麻麻的,右手食指麻痹至今。……通常都在小队刻,没注意到小队的床位是一边高一边低的,坐久了,坐骨出问题了,一边臀部麻麻酸痛,后来及早发现原因,矫正坐位才没事。”

她在一篇以铁笔自喻的文章〈铁笔的自述〉(发表于《火炬》46期)中写道:“工作就是那么呆板、枯燥。瞧,我必须在蜡纸姐姐的身上一小格一小格地走着走着。喏,就是那样挺着腰杆横来横去,硬绷绷的步子,配上那单调刺耳的‘刮、刮’声。难怪,我看不见一个观众‘欣赏’我这笨拙的表演,更不用想听到热烈的掌声。可是,我毫不悲伤,叹息,只因那是贡献青春,而不是蹉跎岁月,即使是默默无闻,我也要鞠躬尽瘁。”

走向印房的老人

提起三中的印房,就会特别怀念“阿公”。

也许他的组织名“李克”一时想不起,但说到“阿公”——那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瘦小老人,立时跃入脑海。当年阿公是部队里年纪最大,革命历史很长的老同志。1906年出生于旧中国琼州文昌县的贫困家庭。年轻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1928年后来到南洋,又投身马来亚革命。他经历了战前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战后和平斗争、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5个历史时期。身为基层干部,他没有因为有着比党的历史还要悠久的革命资历,而要求什么特殊待遇。我上队后,就见他勤勤恳恳地在印房做装订。环境流荡,阿公背不动太多东西,包袱一再清理,但有两小袋东西直到他逝世前都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装订书本的用具:夹仔、钻仔、小剪刀、针线等。他用这两袋工具,无数次帮忙其他同志装订文件、书本。同志们问他:“阿公,这些东西印房都有,何必又要保管一套,不是背重吗?”他说:“我和这些东西打了几十年交道,保管久了,总是喜爱它,要用就有,方便得多了。”

1984年11月,78岁的阿公因病逝世。

而那个每天清晨,弯着腰,驼着背,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印房的老人,却成了印房工作的隐喻,或象征。

(23-10-2017刊载于《星洲日报·恍如隔世》)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7年9月31日首版 Created on September 31, 2017
2017年9月3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September 3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