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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 陈 剑 ──


组织性的攻击行为

先有孔丽莎,后有叶德民,然后是黄岩,接着是黄泥,之后又会有什么屎尿不分之流再跳出来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简直就是组织性的对我的进攻!假学术之名,行人身攻击之实!魑魅魍魉群舞,好不热闹!

在今天,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有这种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花那么大气力去论证我到底是不是左翼吗?还为我做传,感谢了,还登载了一张看来是偷拍的我早年活动的照片,谁拍的呀?从什么档案找出来的?还有吗?不妨再晒多几张出来,我身边早年的照片都让人给烧了,正愁找不着旧照片。

这黄泥还真费劲,居然找到1951年的海峡时报的旧报纸,把我父亲也搬出来,意图证明我们父子都是“政府人”吧?你对我不满、有仇,对我鞭挞也就算了,竟殃及我的父亲,这是哪门子的学术?

这调查和研究看起来还不算太草率,但却刻意地忽略了许多事实,刻意地把内容撰述引向黄泥所希望达到的卑鄙的目的,那就是刻意抹黑我的形象。

家父陈锡霞的过去

告诉你吧,家父在金巴士新村(离新山只有8英里)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能逃过当局的指派吗?看来,黄泥也者是不曾在新村住过的,不知道新村人民在当时的处境。你不知道的是,家父当时还被任命为自卫团的团长,但同时他也是柔佛州民族解放同盟的盟员,是新村里秘密的民运分子,在新村做团结和组织群众、收购粮食等物资供应游击队的工作。每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割胶告一段落,有时,一位区委,也就是遭到其下属杀害的彭必老战士就会与家父见面,我则担任“放哨”的任务。所幸家父的隐蔽性工作做得到家,一直没有被暴露或被出卖。受到怀疑则势所难免。

这新村,最后还是让剿共钦差大臣邓普勒不放心,最终把新村烧毁,把村民赶搬到淡杯(离新山5英里)。家父在金巴士原拥有一片15依格(亩)的胶园,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活依据。每月都把胶片运到新山卖给黄庆云。黄庆云是橡胶收购商也是当时宽柔校董会的董事长。他很赏识家父的才华,就聘用家父为宽柔校董会秘书兼宽柔中学事务主任。由于在新村时,殖民政府对家父的怀疑,当到宽中当校董会秘书时,政治部也监视他。白毛是柔佛政治部的主任,他派其下属一位与黄泥同姓的特务经常监督家父的行踪。无论在新村还是在宽柔,家父一直承受着重大的压力。

告诉你一点秘辛,当联邦政府开始要对华校以津贴方式掌控时,家父向黄庆云和校董黄复生建议把宽柔产业私营化,把宽柔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以保住校产,又建议拒绝政府的津贴,宣布为联邦第一间独立中学。黄庆云立即召开董事会通过议案实现宽柔的私营化与宽中的独立。

我离开宽柔到中正的过程以及后来的活动

至于我怎么好端端不在宽中继续深造,而突然跑到新加坡来呢?我当时每年因名列前茅而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免费就读。黄泥的调查以及他的“情报员”不是特意隐去便是工作太过草率。我当时是宽中学运的一分子,曾参与1957年11月全马大罢课的行动,其时,也经常到沙令、班兰的劳工党支部活动,终于落入了1959年3月大逮捕名单中,我们获得密报而当时便与一批同学立即转移到新加坡,逃过一劫。没来得及转移的同学,都悉数被捕。在新加坡,我其实躲在漳宜我叔父售卖表笔和书的店里。获得原在宽柔任教的林健老师帮助,进了漳宜8英里处的圣公会中学。教会学校的氛围令我窒息,于是第二年便通过中正总校副校长林棋源老先生转到中正就学。这就是我“不知何故”从宽柔转到中正的过程真相。我在宽中已经唸高一(第一学期),转到圣公会插班,但中正不承认圣公会的成绩单,还是要我唸高一。这样,我便在三间中学念了两年的高一。

1961年,是左翼与行动党大分裂的年头,也是行动党对华校进行教育改制的时候,行动党政府把华校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以配合英校的教育体制,引发中四罢考。这事,我没参与,这里不谈。当时中正还有地下学联的存在,我有时受邀参与一些郊游活动、班会活动等,但从来没有参与学联的组织。

当时,从“联邦”(我们一贯对马来半岛的称呼)逃出来的同学相当多,除那些转到华中的同学,那些转到中正、育英等中学的同学,好一批就住在加冷旧机场和羽球馆附近的组屋、巴耶利峇一带或芽笼许多巷子里。大都以脚踏车代步。我们经常成群骑脚车到加冷(原旧机场)处的咖啡店去集体用餐。这样比较便宜,10个人吃四菜一汤,狼吞虎咽,三两下连菜汁都没了,饭却还很多,于是就把店里的番茄汁、辣椒酱都用完。咖啡店老板对我们真是又爱又恨,一看到我们一群铁马飞奔而来,便赶紧把番茄汁和辣椒酱藏起来,但我们总是不费气力就找到。

到了新加坡,我被告知暂时不要有什么活动。但后来在不同时间,便被安排到住联、乡联、人民党、泛星等团体去活动,只是被告诫,不要担任任何公开露面的职务。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团体或之后在南大都没有露面,只是做一个跟班!

在1963年社阵参加竞选时,我在红山支部协助,他们一时找不到他人,我便当了社阵候选人林焕文的竞选代理人。因这事,我受到严厉批评。

有关我到新加坡后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也无需向任何人交代,更不会为着黄泥之流去做什么解释。

关于《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和其他疑问

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编辑和出版的,由林廷锷和傅孙力等人负责,他们是公开出面的人物。我并没有参与具体编辑和出版事务,是做些推广和销售的事务性工作。我虽然住在南大校舍,但一周好几天我都必须“下坡底”(到市区)去。那时,在我宿舍打游击(非法寄住)的同学便与这本书有关联。我既不在学会担任什么职务,也不在编辑名单中,怎么会把我“拉”进去呢?

我的堂弟陈波生曾是中正高三A班的班长,他在南大或者“坡底”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他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他受到过什么阻碍和刁难,怎么会进入黑名单呢? 唯一可能,那就是因为曾经当过班长的缘故吧?政治部把班会看得很重要,班长一般也是级联和班会事先选定的。

我倒确实遭到阻碍和刁难。当我南大毕业后,像许多同学那样,转去星大(新加坡大学)去“镀银”(去拿个荣誉学位)。当时已经实行“读书准字”(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for Study), 我申请书递上去后,立即遭到政治部问话,虽然问不出什么名堂,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但还是要我签署一张“行为良好保证书”(Good behavior Bond), 这保证书还有两个条件,就是需要两位太平局绅签保以及新币两万元的担保。我自然拒绝。后来我又申请到加拿大去深造,结果,还是再遭到阻拦,就是仍然需签署“行为良好保证书”以及提供相关担保。出国升学只得告吹。

没有被捕,就一定有问题,这是极为荒唐的逻辑。詹忠谦的身份和重要性够显赫吧?他是政治部见到就抓的马共地下第二号人物,他当时主持几条战线的工作。但他潜伏得好,从来没有遭到逮捕,一直到1961年年底转移到印尼前,他一直都在新加坡。他是不是也很有疑问呢?有些左翼,头脑真是简单的可以。像他这样的地下、“地上”(搞公开活动的左翼)的人物没有被捕还有的是。像我当时按黄泥说得“什么都不是”的人,怎么会是黑名单的人物?

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

我现在作为一名民间学者,自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什么压力而去屈从。我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对历史史实和事实作公正的论述,是非黑白要分清、正确与错误搞个水落石出,我的观点和立场,都毫不含糊显现在我的著作和文章里面。我也无需去宣扬,也无须去向谁证明我是不是左翼。我坚信,是非黑白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也不会因着这些无聊的攻击而退缩,他们无非要我噤声,那做梦去吧!

既不是左翼,按他们的逻辑,那就是反动派、“政府人”。那我的论述就纯然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那你不就可以大加挞伐、大肆批判我的论述和观点吗?怎么转移去批判我本人呢?看来,我的论述实在是事实俱在、难于批驳。故而顾左右而言他,拿我来开刀了!

今天,我也不在也没参与你们的“独霸的领地”的活动,你怕什么呢?你不是说我从来就是单干,同学们还是左翼都从来对我“敬而远之”吗?照你说的,我只能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吗?那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人,有什么需要去对他大肆进攻呢?新马地区这么小,一个人能建立什么地盘?搞什么活动?有点头脑的人一想也就明白了。

几个问题

我是不是左翼在现在来说,还有什么意义?黄泥之流怎么这样在意我是不是左翼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这里请你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你们有种,就亮出你们的真面目来?不要躲在阴沟里吱吱叫!

2。你们无外乎通过各种弯弯曲曲的写法、含沙射影、暗示影射,有种的话,就大胆说出来我是什么什么!我就看扁你们没有这个种!

3。你们过去做过什么伟大的贡献?今天除了指手划脚、到处搞离间破坏、诬蔑中伤他人的勾当,还做些什么社会前线的工作?搞些什么社会运动?在跟谁作斗争?再跟风车打仗吗?

4。为什么你们刻意转移讨论历史的焦点,把它转变为对我作全面“围剿”,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有那么重要吗?要耗费那么多精力来对付吗?

5。你想垄断历史话语权吗?你能垄断历史话语权吗?我只不过说出一些历史真相,就想封禁我的嘴吗?你做得到吗?你以为单靠诬蔑就能得逞吗?人们就会相信吗?

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对待不同观点,应该是从学术角度去进行吧?怎么用打棍子、套帽子的手段呢? 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还原历史!过去已有时日,一些人由于记忆的模糊、或者有什么忌讳,因而论述难免会产生偏差、扭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史实真相的再现,也无须害怕成像见到鬼似的,在那里大呼小叫,瞎蹦乱跳。是吗?

黄泥也者在南大网站上对我的批判,王瑞容主持的《人民论坛》网站把它转载过来,引起一位 Ruikko 先生的批评,说了点公道话。这竟遭来对他的一通狠批恶骂。Ruikko 的话是登在新加坡《人民论坛》的网页上,是版主王瑞荣替他发表的。他是这么说的:

王先生笔锋尖锐,擅长写作,令人佩服。但转载对他人做人身攻击的文章,对您自己和您的网站不会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也希望您记住您自己讲的 “让人说话,天不一定会塌下来!”希望您不要用和执政者完全相同态度和口吻,对其他人无情鞭打。正象您自己说的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是属于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行动党的专利权!”同样的,这也不是您和您背后的一些人们的专利!

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透彻,一针见血!这位见义勇为的先生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就在这里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王瑞荣的答复是:

“入山拜神最重要的‘三不一没有’的忌讳。不要进错庙、不要拜错神、不要插错香炉;没事不要随意大声说话”。

王瑞荣似乎还算厚道,说我站错边了,有告诫的味道。看来,我的确是犯忌了!因为没有遵守‘三不一没有’(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陈水扁的言论)的规则。不过,现在还有什么庙、什么神、插错什么香炉呢?问题应该是‘随意大声说话’惹的祸!大声却未必,说了真话犯忌才是真。意思也很清楚,不准你说话!没有请示,就随便发言,该打了!问题是按黄泥也者说的我是单干户,我向谁去请示呀?这不是想垄断话语权吗?你在骂执政者垄断话语权,你自己又在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吗?

王瑞荣毕竟编过人民党当年的《人民论坛》,现在还沿用这个名字作网页,算是有始有终,值得钦佩。说话除了上面有点霸气之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另一个叫什么 Jon Sherwin 的(不是个假洋鬼子吧?怎么名字搞得像洋人?) 他就很不小心了。他说:

1 這位先生[笔者按:指Ruikko] 看來有点糊塗﹐看东西不怎么仔细 (老华校生吧? 还是眼镜跌了?)[笔者按:看来,他自己不是华校生!]

2 這文章只挖出陈剑的陈年黑底裤﹐哪里有什么“人身攻击”? 哪句话哪一点是“人身攻击”?

3 文章拿出白纸黑字和彩色图片﹐让人仔仔细细看出这个新加坡萊特的真面目,算是“人身攻击”吗?照你说﹐报纸在报导那个杨淫如何欺骗老富婆也是“人身攻击”啦?

4 如果是如你所说的“人身攻击”﹐不如建议你的同党陈剑﹐亲自找个厉害的律师(李显龙用的那个)﹐去加拿大控告那个网站呀?

你看他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人?立即就把他归做我的‘同党’,又把风马牛不相干、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胡搅蛮缠来作比喻,逻辑思维和文字修养也太差了吧?

你看,他多不小心,什么‘新加坡莱特’,还叫我也去找个律师(还建议用李显龙用的那个),这老兄大概不懂什么是法律,也不懂什么叫‘影射’,看来,他的建议还蛮不错,可以考虑考虑。老祖父常告诉我,打狗要打在狗鼻子上!看来我应该遵从老人家的教诲,打狗鼻子了!

Jon Sherwin 之流也太抬举我了吧?我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我其实只是个民间学者,退休余年,搞点历史工作。只是过于认真吧?还真得罪了一些人,把真相说了出来,坏了切割派的事,才遭致这个围攻和践踏。

对我一路来的中伤破坏

其实,对我的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时断时续,套的帽子也不一而足,但都是在我的背后暗地里散播谣言、搞中伤破坏的勾当。

1。最初是:“自己人,但有血债!”,后来说不出什么血债,便又改称:“自己人,有出卖行为!”,但又说不出出卖了谁,这说法自然破产。
2。之后,就把我移到对立面,说是“特务”,说在校时,就是“职业学生”,出来后,就成了特务。最初,是新加坡政府的特务,后来还由他们“升级”为“也是马来西亚的特务”。告诉你吧,这个“特务”在南大反王赓武报告书的39天大罢课,他始终坚守在校园里!去看看我为南大历年来写的诗《火凤凰》诗集吧。你有这样的情感吗?
3。不久,却又转为“马西共”的分子,那是因为我向陈平建议:“应该解决肃反造成的一党三分的情况,不要把裂痕带进历史”。这样就被目为替马西共说话而导致这个罪名。
4。再后来,更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是在我安排了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的那场历史对话会之后,美国一个智囊机构也想在华盛顿搞一个对话会引起的。陈平问过,会有些什么人参加,我告诉他,依我的猜测,可能会有中情局的人参加,这是我早先就询问过组织者,组织者给我的答案。其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要求中情局公开和提供他们有关马共的档案,就像他在英国和澳洲时一样,可以索取一些档案资料。他考虑之后,决定不接受,同样的,日本方面的邀请,他也谢绝了。我义务已尽,只得作罢。但不料,后来我竟成了中情局的特务。
5。后,在前述各种造谣失败后,又有了新发明,我竟然成了“李光耀智囊团的顾问”,这是何等高的位置呀,我那消受得起。由于我在国际学术界走动,又在一些大学担任些讲座或作研究员,又曾在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挂单,成为它的隶属研究员,搞东南亚冷战研究(就在那时组织了“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也在公共服务学院为中国公务员讲课等等。因此,对他们来说,既有这些身份,套上那样的名堂会比较让人信服吧,真是太天真了。

数年来,这种种谣言,一直都停留在口口相传,是阴沟里的作业,我就懒得去理,也从不反应。一个现象是,我动作一多,攻击就越频繁、越厉害。但这些指斥、诬蔑,一再遭到明眼人识穿,谣言不攻自破。

前此的谣言中伤和污蔑,目的在于阻碍我的研究工作,蓄意离间我与受访者的关系,意图破坏他们对我的信任。从孔丽莎、叶德民、黄岩、黄泥、Jon Sherwin 等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含沙射影、极尽其诬蔑的能事,就是要把我“打扮”成“政府人”。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此否定我的一切历史论述!

从我的例子,大家也就可以看到搞历史是件多么危险的事!

这些攻击的手法,无疑雷同文革的批斗。斗倒、斗臭、打翻在地!把我父亲拉出来打成“政府人”,也不外是血统论再现。这些所谓左翼,其实是假左翼。到今天,还是用文革那一套,不嫌落伍吗?

作为社会层面的人物参加社会工作

我参加社会工作,那已是1980年代的事。那时,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跨国技术财团的亚太副总裁,属社会层面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已脱离跨国机构,自设公司,从事国际性大型科技展览与会议,多位政要都曾是那些会展的开幕嘉宾。还另设石油化工自动化科技公司和出版机构,从事区域性业务]。这时,社会接触面宽,接触的人各色各样。

吴俊刚也是南大的同学,他参加了行动党,当了实龙岗/布莱德岭区的国会议员,我当时就住在实龙岗花园,在他的选区内。他在布莱德岭联络所开展华族传统文化的宣导工作,开设许多华族传统文化的各类活动和讲习班,邀请我参与布莱德岭联络所的管理。这是社区的工作,也是弘扬华族文化的好事,我当时也已经担任了好一些社会、族群和文化团体的工作,我自然欣然答应。黄泥等不外想以此作为我是“行动党人”来抹黑我吧?去仔细查查看,有多少人在这时候(1980年代左翼势力业已全面式微)已经认识到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在民意组,我是作为专业人士受邀参加的。当时,我们常在报章上说话(黄泥等怎么不把我的报章谈论影印出来呢?),后来就把我们请到“四道墙”里去说话了。这样也好,就像有关当局说的,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邓亮洪就是民意组里另一位,他常在我身边坐。自然在报章上,也就再看不到我们的发言了。

黄泥的调查还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我当了10年的国家档案馆和口述历史中心的理事会理事、国家书籍理事会的副主席、艺术理事会文学咨询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长等等,这些,大概可以增添黄泥所想罗列的“罪状”吧,不费神,我这里自己给你提供。

就在1980年,南大被关闭、华文教育遭受空前的打击、学校行政语文改用英文英语、华文老师靠边站之时,我创办了“文学书屋”,一口气连续出版了英培安、忠扬等人的杂文集、也专为一些新秀(包括青如葱、蔡宝龙等)出版他们的创作、为我支持的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如邱新民老先生等的学术著作,还与香港三联书局联合出版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丛书等。在1980年代,连续10年,我一直支持着新加坡作家协会与亚洲研究学会等的活动和经费。这样做,为的是硬挺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尽一分棉力。

黄泥等在为我作传,早了点吧,我只是一介莽夫,敢以闯荡罢了,没有什么伟大之处需要去为我作传。不过,你既然过早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摆上台面,为正视听,我还是必须把事实说清楚,免得再以讹传讹,其实,我应该感谢黄泥等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说清事实,对这些年来的阴沟里的传言做个答复。

作为民间学者及其社会接触面与人际交往

一如在商场时期,现在作为一位民间学者,我也是什么人都必须接触。与蔡裕林,原来就认识,失却联系20多年,才在街上相遇。他当时从内政部出来之后,已经辗转做过好几个行业,都没有成功,最终以驾驶计程车为生,很是失意沮丧。我了解了他之所以脱离内政部和后来境遇的具体情况,我鼓励他对新加坡政治社会进行观察、书写。他原来就爱阅读和研究,也是个笔杆子。自此,他终于找回自己,开始用心研究新加坡,并写下数十篇政治社会评论。一个人有了转变,是庆幸的。我从来不主张一棍子把人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与他联系,帮他出书的因由,也借这个机会来讨论新加坡历经三位总理的政治演变过程。我与蔡裕林的交往也就仅仅如此,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为了研究和收集资料,我走遍世界各国、大江南北,什么人也都必须去接触、去联系。除了众多的左翼、解放战士、老革命、=,还有政治部人员、将领、官员、各类学者以及一般受牵连的民众。工作是繁浩的,这里就不说个中艰涩的滋味。

我还不能拿任何人的钱,只得自掏腰包、咬紧牙根、艰苦奋斗。拿政府的钱吗?当局认为这已经过去,不必再花经费去研究,更何况他们有听话的御用学者可资使用,不会也不愿去聆听民间的声音,更何况这是完全相反的声音。拿马共的钱吗?那就很危险,不管那个政府,都会认定你是替马共宣传。早先,陈平曾经问我需要些什么资助?我谢绝了。民间自然没有这样慷概的机构,出钱让你搞这类带有危险的课题。

对这类老左们的建议

时代已经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戴着已经生锈的左翼光环、喊着日昨的口号,还能唤起多少人心?现在的各种动作,你想以之再掀抗争高潮吗?我不是取消论者,但是不是应该更为务实?

对主流论述有意见,那就直接面对,拿出事实来,撰写人民的历史。为着当前“政治需要”而刻意去否定历史的某些事实,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以攻击我来转移大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矮化自己的行为,不会得逞的。搞人身攻击是十分恶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左翼的形象不会有什么好处。实事求是,面对历史,敢于担当,才是正道。

我想问问一些老左们,你们对新加坡的政治演变、社会变迁、政府各阶段、各方面的政策有没有去做观察和研究?除了一味骂人之外,你有什么心得和结论?你知道行动党除了你认为的威权镇压之外,他们怎样能够保住政权五十年不变?他们的经济、劳工、民生等政策怎样赢取人民的选票?一味的咒骂、批判、有什么作用?现在又一味的抱怨、申诉,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有能耐的话,那就组织政党,名正言顺以宪制斗争的途径去为人民说话、为当前政治做些事。

左翼一向来不都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吗?还整整有词,说要搞统战,团结大多数。可是一直以来,除了清祥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内斗多过对外斗争、内斗狠过对外斗争。大家细心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受文革影响的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在阵线报、在其他左翼报章、会讯和传单,连篇累牍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把敌人千方百计对很难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全都自己抖了出来。现在,不是更应该强调团结吗?我们怎么看到的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呢?有些人打着斗争的红旗,做的却是破坏团结、挑拨离间、分化力量、进行分裂的举止,真的让人怀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再说统战,去统些什么货色?机会主义者吗?盲动主义者吗?

最后,我只搞历史研究,还是回到历史工作上来谈吧。我请你们拿出成果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做了些什么历史工作。所附在此是我多年来的工作的部分成果,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和书写以及协助出版的部分书籍(论文无法在此罗列),让大家去找来阅读、检查、检验我的治史态度、立场和观点。我现在还正编着和书写另十几本有关左翼斗争和马共历史的书籍,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并请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各位。

16-10-2014


陈剑历年南大书写诗集

新马抗日运动研究论文

余柱业口述历史

于澳洲国立大学举行的马共历史对话会的中英文记录和相关文章。其右为增订本。

这是我与郭仁德做的安排,方壮璧在吉隆坡出版的三本书。

陈剑主编、杨进发著
《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

这是与彭国强、卢朝基合作,以香港见证出版社
在吉隆坡出版的首两本关于马共老革命的回忆录。

这是我协助以张佐的弟弟
张元的名誉出版的张佐的
回忆录,为了我的序差一
点出版不了。

这是专为我发起的有关
1957年全马大罢课纪念
大会诗歌造型演出我所
写的组诗。

陈剑主编、黄纪晓著
《黄纪晓回忆录》


这是2008年在新加坡举办
的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
史对话的全纪录和相关文
件和文章的结集。

陈剑主编、铁疆著
这是新马第一本有关地下
组织运作的回忆录。

(陈剑来稿附言):黄泥的这类文章其实也是个人攻击的另一种形式,不是在讨论历史问题。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4年10月16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16, 2014
2014年10月16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October 16,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