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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的中国

── 商丘羊 ──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紧盯上它。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更是亦步亦趋,尤其是李光耀与赵紫阳见了面之后。1990年10月中新建交,《联合早报》开始密切注意中国消息。由于一言堂的压制,有关中国消息逐渐转化为以报道负面消息为主,正面消息为缀,极力扩大负面消息,而缩小正面消息,这看起来不像是报馆的营业策略,更像是新加坡政府的对华策略。2007年李光耀赞誉习近平为曼德拉式人物,中国方面对此毫无反应,从此《联合早报》开始集中力量对中国消息大批大贬,举凡骚乱、拆迁、罢工、上访、医药、天灾、疾病……,无不将之放大,纷纷报道,对中国进行负面的的批评,其起劲程度比起报道本国消息还要详细,似乎《联合早报》是一份中国的报纸。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常有关于中国与国际关系的长篇评论,著名的报人如流萤、达人、廖颂扬、李星可、仝道章、施祖贤、连士升、陈振夏、冯列山、杨守默等。这些都是人格独立的撰写人,没有新加坡政党背景,他们所撰写的评论是读者追读的对象。当时南洋大学还在,华文教育尚未被摧残,许多人为了阅读关于中国的评论而争阅报纸,因此招来当局的嫉恨。李光耀当时曾公开说,一份华文报纸在咖啡店里不只三个人在阅读,以此说明华文还有坚强的社会基础,但也说明他的内在心理

  1971年4月,起了报业风波,逮捕报人,并勒令《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从此新加坡言论成为一言堂。此后报馆中安插许多行动党党员亲信,或者唯命是从者,例如早期的吴锡、饶柏华、黎德源、钟文苓、后来的胡以晨、林任君、杜南发、吴俊刚、严孟达、成汉通等。这些所谓报人,都是惟命是听,诚惶诚恐的行动党党员,当局只要用些少的薪水就能令他们服服帖帖,而党员身份是位居其职的先决条件。

  2008年《联合早报》设立“中国早餐”,开始试探报道负面中国消息,其目的是配合新加坡政府国策,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不要让日益强大的中国影响新加坡人民,破坏新加坡以英语为中心的精英主义。于是,联合早报派遣一些记者,到中国采访新闻,其中最为落力者是韩咏红,此人与其他派驻中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一样,善于利用中国网络消息,修修补补,改头换面,成为自己的“新闻”。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当灾区正在紧张进行救灾工作时,她竟然前去采访灾民是否有得到救灾物质。2008年西藏发生骚乱,她访问藏民是否被汉族欺压。其他各种故意放大负面消息的报道,引起新加坡读者的共同注意。此人之报道负面消息太过露骨,以致中国方面也特别注意。就在此时,《联合早报》将之召回,并赏以一个小主任。不甘因此离开中国的她,目前还在报上撰写中国消息,一方面表示不甘心离开中国,另一方面是向其主人表示自己的忠心。例如她在10月8日撰写《中共十八大,变革还是过渡?》,有意突出外间的臆测所谓共青团系和太子党系的斗争。同日撰写《看中国90后》,有意描述一位90后的优秀研究生“对未来的惶恐”,说明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韩咏红的作法,也表现在其他派驻中国的记者身上,尤其是看见韩咏红得了奖赏,其他几个记者纷纷效尤,把放大负面消息当做是法宝,而忘了新闻工作者的公正确实报道的神圣任务。直到目前,《联合早报》还是努力进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只要翻开“早报中国”,立刻可以看到比关心新加坡还要来得落力的报道。10月3日,易锐民撰写《港人对被禁提供船难援助反感》,全篇所谓反感只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出现在玛丽医院慰问伤者,而梁振英对记者说他并无要求李刚陪同前往,这记者还问梁两人同在医院是否会破坏一国两制,其报道有意制造对中国不利消息,手段低劣。另一个也在落力报道负面消息的是有意取代韩咏红的吴丽英,同一天撰写了《航班晚点的无奈》,写中台机票昂贵,写中国经常航班误点。她以为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是新加坡,就那么一丁点大,航班绝不晚点。晚了点,让新加坡人吃了亏,那就更不应该了。

  我们于此可以看到当年中新苏州工业园风波的影子,苏州中新工业园旁边,本来就有两个民间工业园。李光耀不察,发现后以为中国有意对付新加坡,于是闹情绪,摔文件夹,打退堂鼓,以为新加坡人吃了亏。新加坡只许别人吃亏,不许自己吃亏。《联合早报》的驻华记者除了上述几位之外,尚有沈泽玮、于泽远、顾功垒、蔡永伟、黄慧敏等等。为何一个小小的新加坡,竟然派遣如此之多记者到中国呢?理由很简单:第一,这些记者薪金不高,可以聘请多个。第二,假如出什么差错,将之调遣回来,还有其他的可以代替,后继有人。第三,中国实在太大了,一两个记者丢进去简直无影无踪,必须多人轮番作战。第四,从多派记者中可以选拔像韩咏红式的领导人物。

  《联合早报》是李光耀认为接触中国的一条管道,要好好利用这条管道以达到牵制中国的作用,以示新加坡对中国也能产生吓阻作用。新加坡政府以为突出中国的负面报道,就可以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阻止新加坡华人受中国影响。此外,这样的报道,也可以对获得新加坡公民权的中国人产生对中国的负面教育作用。李光耀的中国国策,是从上台执政就开始。由于自以为受英文教育高于一般华人,更因为对中国毫无认识,受殖民主义教育影响,十分鄙视中国人,包括一切不讲英语的华人。李光耀上台伊始,并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新加坡华社,经过了十多年,在一批国民党人和第三种人的帮助下,逐渐有所了解。他的对华政策(包括中国和华社)是先从华社开始,在了解后逐渐控制,华校、报馆和会馆,是他的对象。他在对付这几个对象时,其中会馆没遭受严厉对付是由于可以肯定将来后继无人而逐渐消失作用。

  李光耀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与之眉来眼去,李光耀以为可以从此切入,可以影响赵紫阳而颠覆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紫阳下台,出乎李光耀意料之外,李光耀对于赵念念不忘,以为自己功亏一篑。2005年赵死,李光耀心知无望。2007年,李开始赞誉习近平,转移新的目标。2008年,《联合早报》展示对华态度和政策,以报道负面消息作为手段,企图以此抬高新加坡身价。李光耀企图影响中国并不止在于《联合早报》的负面报道,其他方面,如开放学校让中国学生前来就学,并提供奖助学金,以影响他们将来回去中国工作。开展政府官员培训班,让他们到新加坡受训,借此影响他们向往海外生活并先搞好联络关系。李光耀对中国最直接,影响和收获最大的是掩护和收留卷逃巨款的中国贪污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贪污分子。这种对中国经济直接进行打击的办法,给新加坡政府带来了巨大黑钱利益,而经常报道中国官员因贪污贿赂而被双规消息的《联合早报》,却对此噤口不谈。此外,因为这是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对新加坡来说,是十分丢脸可耻之事。

  李显龙接任总理之后,萧规曹随,他对记者说自己是自己,不是李光耀,其实谁都看得出来,他是活在李光耀的阴影下。李光耀的治国框架,原原本本由李显龙继承下去。基于此,关于《联合早报》的对华政策,也是原原本本继续下去。最为明显的最近一次,李显龙想在北京会见习近平,却因为希拉莉而告吹。此次会见是李光耀的精心安排,《联合早报》做足报道的准备工夫,这是李光耀视为第二个赵紫阳的机会,但却鬼使神差,扑了一场空。紧接着,负责政法委的周永康突然前来新加坡,又匆匆离开,似是在处理某一事件。人们立刻联想到薄熙来案件,以及谷开来传说藏匿在新加坡的七亿赃款。空穴不会来风,周永康在下台前的南来表演,究竟是怎么的一出戏,有待揭晓。而《联合早报》最近仍然报道负面消息,这说明了李光耀的中国政策没有松绑,所以李显龙见不到习近平而赌气与不满,这是一种新加坡式的抗议。

  最近几年,新加坡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方面,除了苏州中新工业园外,还有天津生态园,广州知识园,以及四川等地的大大的小小的投资计划。无论是园区或房地产投资,主要是表现在融资方面,新加坡的急功近利心理确实也让它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赚了不少钱。然而一个找到生存途径的小国,为何还要不断抹黑供衣给食的雇主呢?这主要是中国方面一直坚持环境稳定以奔小康的政策,以致对于新加坡这样的恼人动作一直忍让,或假装视而不见。因此新加坡得以得寸进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负面消息,以为中国对其无可奈何。新加坡的玩火态度,总有一天会遭到惩戒,那就是当中国接近小康社会之时,新加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宣扬的了,而这只撼树的蚍蜉,也到了朝生夕死的地步。《联合早报》的林任君与中国报业同人开会时曾为其报馆驻华记者的言行辩护,然而事实如此,辩护不过是欲盖弥彰,愈抹愈黒,林任君本人也身不由主,一切还得听从上头老板的指令。自从报业风波以来,控制言论就是控制思想,加之以高压,这是迫使人俯首就范的绝佳手段。什么时候《联合早报》才能打破一言堂,才能真正地报道中国新闻?那些添油加醋,弄虚作假,为虎作伥的《联合早报》记者应该及早醒悟。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12年10月11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11, 2012
2012年10月1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October 11,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