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族的生命力谈
〈南洋大学〉的必然性

【第一页】族群和族群的生命力
　　　　　新马华族有强大的生命力
　　　　　华族求存的道路是崎岖的
【第二页】南洋大学满足了华族求存的愿望
　　　　　重重的阻力从何而来？
【上一页】英文至上主义与惧共
　　　　　从改制到变质

关闭南大的理由

在新加坡政府于1980年向南大理事会提出南大的命运问题的同时，也发表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指出两个重要的事实：(一) 好多年来，选择把子女送去英校读书的华人家长越来越多；(二) 报名就读新大的华人子女越来越多，而且成绩优越的华文中学毕业生都选择进新大。这两个发展的趋势不但会继续加速，而且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华文源流的学校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已无继续生存的客观需要。因此，南大也是面对着同样的命运，没有学生来源，怎能生存下去？结论是：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连政府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南大只有几个选择，其中之一便是和新大合并而成为国立大学。当然南大也可以选择维持原状，但这个选择必会把南大引上绝路。

要关闭南大的第二个理由是：新加坡不需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同时支持两间大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国，人口只有两百余万，一间大学就足够满足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有过剩的大学生，反而会不利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新加坡自然资源稀少，收入主要靠贸易。因此，新加坡应该把其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办好一间大学。有两间大学时，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便分散了，结果可能两间都办得不好，得不偿失。

第三个理由是有关华文的功利问题。这个理由的主要论点是说华文不是国际商业语文，而新加坡人民的生计是要靠国际贸易，因此学华文的经济效益不大，尤其是在吸引外资和发展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的中心这方面，华文能发挥的功能更小。另一方面，英文是国际上最通行的语文，重视英文会大大地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同时，英文也是新加坡各不同族群之间的通用语文，提倡英文为唯一主要的语文将会有助于各族群之间的沟通与和谐相处。

以上三个理由，现在回看起来，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首先，当年为何会有越来越多华人父母要把子女送往英校读书呢？华人父母真的是有选择的自由吗？在看这个问题时，可不要忘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就开始着手改变本来包含各教育源流学校的教育制度，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英文为主体的统一的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英文和华文学校由并立在同一个校园而发展到采用以英文为主的统一课程。很明显的，自治和独立的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一从开始是以建立一个以英文为主导语文的社会为目标，不但在政治上和文官服务方面，英文是执牛耳的语文，而且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英文也是天之骄子。在这种政策之下，整个社会便被直接或间接地 programmed 成为崇尚通晓英文为最佳出路的手段。国家的政策既然是要建设一个英文为主的社会，任何源流的学校如不符合这个目标，便得进行所需的改制，别无其他选择。大马在建立国民型的教育系统时，还保存华文小学的系统，而且给华人留下建立独立的 华文中学的余地。由于新加坡政府没有给华人留下任何余地，同时华人又长期受到有形或无形的英文为主体的 programming，所谓华人家长的自由选择也者，究实言之，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

南大是华文教育源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华文中小学是支持南大的基石。这块基石被铲除后，南大又不能招收大马的华校生，自然无法再生存下去。因此，南大的关闭，到底是大势所趋呢？还是人为的筹划所使然呢？

其次，新加坡真的不需要第二间大学吗？新加坡真的没有足够的财源可以支持第二间大学吗？这个论点若是没有错误，为何南大才被关闭不到十年，新加坡就有计划把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当今维持南洋理工大学的经费不是比维持原来的南大更昂贵吗？同时，新加坡目前不是正在筹划成立第三间大学吗？因此，近十年新加坡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发展，既清楚又有力地否定了当年的〈无能力支持第二间大学〉的说法。此外，南大倘使还存在，由于它是一间〈文化之间〉的学府，在中西文化和语文之间，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它的服务对象便不只限于新马的华人，它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中国之外的三千万华人渴望维护和发展其语文和文化的需要，并且也可为进军亚太地区的西方跨国公司及其经理人员，提供在亚太经商或经营企业必需具备的华文知识的训练。这种大学的服务对象既然是跨国的，它的经费来源也有希望是来自多方面的。

最后一个理由是有关华文的功利问题。这个理由在今天看起来，确实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可要问：日文是国际商业语文吗？韩国文呢？日本用日文为何能成为今天世界上的第一经济强国？南韩也没有把韩文学校改制成为英校，为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便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的例子更加明显，它是道道地地的说华语写华文的社会，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它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大陆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快速的经济成长率，也说明了华文并不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反之，中国经济的飞速的成长，却已经在西方掀起了学中文的热潮。正如韩素音师长所说，廿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条〈巨龙〉，到时不懂中文的人便无法在亚洲做生意了。

由于英殖民地政府提倡英文至上，结果便在每个族群中培养出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精英，他们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份。在这个阶层里，英文便是通用语文。新加坡在自治和独立之后，政府便着手去把英文升格为各族群间的共通语。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各族群之间的确需要一种共通语言，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最适合于满足这个需要。可是，政府在提倡英文为共通语文时，却要求其他源流的教育系统由英文源流的教育系统取而代之。这一来，英文的普及化便造成华族在语文方面的 deculturized，在长远来说，这对华族本身的幸福和各族群之间的互相敬重和合作是否有助益，便有得商榷的余地了，因为这样做并不是等于在提倡英文为共通的语文，而是在推行英文沙文主义了。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南大被关闭的根本原因，可溯源至六十年代初期政府对华文中小学进行改制的政治决定，当这个政治决定付诸实行之后，南大的命运便已经定数了，因为做为南大支柱的华文中小学的改制完成后，南大学生的来源便自然地断绝了。因此，要知道南大关门的真正的理由，便非知道为何华文中小学被改制的原因不可。

惧共的偏执症

前文已经指出，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从六十年代开始便是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英文为主体的社会。为甚么新加坡政府会毫无让步地去建设这样的一种社会呢？难道它不知道新加坡人口中，华人是占绝大多数的吗？在提倡英文为主导的语文的同时，为何要抑制华文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不得不分析一下上文提到的〈惧共的偏执症〉这个观念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中国大陆、北朝鲜、北越等先后成为共产国家，世界遂分成东西阵营，互相对抗的冷战便成为战后的国际秩序。由于共产主义是从批判资本主义而产生出来的学说，其长远的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达到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因此，共产国家便被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如果有动乱，不管真正的内部的起因是甚么，一概都可能被解说成是外来共产党人的颠覆、煽动、和支持而造成的。这一来，西方阵营的国家对世界上任何动乱的政策，便往往是建筑在对所谓〈共产党的威胁〉的过份敏感的基础上。对〈共产党的威胁〉太敏感的结果，便在西方阵营里形成一种〈惧共的偏执症〉，在这种〈偏执症〉的笼罩下，许多反共的政策，都不是基于对客观形势的理性的分析而形成的，而是纯 粹地建立在〈执着〉的感性反应的基础上，例如西方国家在冷战中对中国的围堵和禁运、 越南战争、对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失去民心的独裁政权的盲目支持等，都是西方决策人患上〈惧共的偏执症〉的后果。

当年世界上的许多动乱，不外是因一些民族在要求解放而引起，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却不分皂白地把这些动乱定性为起源于共产党的威胁，并站在民族压迫者这一边去镇压这些原可成为西方国家朋友的政治势力。结果，为了生存，这些势力便不得不投入东方集团的怀抱。另一方面，由于要冲破受围堵，东方集团的国家也只好以牙还牙地进行扩大影响力，去争取更多朋友，以求扩大缓冲地带来抵销西方集团的可能的威胁。因此，〈扩张和侵略是共产国家的本质〉这种看法，便在〈自由世界〉的眼中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了。

当年新加坡的执政者制定对内和对外的政策时，也免不了会受到这种国际局势的影响。新加坡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吸引大量的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这个资源短缺的岛国，以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可是，这个政策的成功有三个重要的条件：(一) 新加坡必需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和合作的关系；(二) 新加坡的政治局面要长久保持稳定；(三) 新加坡的劳工组织必须和政府密切合作，在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方面，要实行自制。

六十年代一开始，新加坡便卷入成立马来西亚 (简称大马) 联邦的国际纷争。当时国际上的左派势力，把筹备成立的大马联邦看成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发动一般人民大众起来反对。印尼苏加诺总统领导的对抗大马运动的目的，便是企图制止其成立，或如一旦成立了，将其粉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极左之风旺盛。这个时期也是美国把越南战争大大升级的时候，在中国当时当权的人看来，弱者若是要胜过强者，只有在世界上发动对现状不满的人民大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当权者，为帝国主义造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令其应接不暇，以分散其力量。就是在这种国际的局面中，北京支持了雅加达的对抗大马的政策，并把新加坡定性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当时新加坡的左派政党和政治势力，也紧跟着北京的路线，退出议会政治，专门从事议会之外的斗争。因此，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左派势力的竞争，便转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敌对性的对抗。

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如果要成功，便非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不可。可是，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政府便非走上长期压制左派的政治势力不可。第一，左派政治势力反对亲近西方这一边的政策；第二，左派势力的政治力量，是靠发动和组织一切对现状不满的社会成员而来的，但是这种活动必然会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定；第三，左派政治势力也介人工运活动，寻求领导工人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条件以扩大其影响力。这一切都是与政府的政策目标逆道而驰的。因此，左派的政治势力便成为政府的眼中钉，必要除之而后快。

新加坡政府在创造对其经济政策有利的三个条件时，不幸地也继承了英殖民地统治者的一个下策，即以提倡英文为统一的教学媒介来切断华人与中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可能联系。在压制左派的六、七十年代，英文书店里仍然有英文版的列宁全集和史太林全集出售，可是华文的书籍和刊物，不管内容是否和政治有关，凡是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概不准进口。政府一方面不担心受英文教育者接触到马列主义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受华文教育者容易被中国大陆进口的书刊所左右，这是根据甚么道理而得出来的结论呢？

从表面看，参与马共或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左派政治组织的，绝大多数是受过华文教育的人士。同时，新加坡五、六十年代的学潮和工潮的参与者，也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可是，如果只看到这些外表的现象，而不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便一口咬定说受华文教育者对现实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受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所影响，而他们会被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所影响，是因为他们是受中文教育者，那便把事情的内因和外因混而为一了。这种内外因的混淆便成为患上〈惧共的偏执症〉的基础。

在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认识中文的，而且他们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大陆的书刊和电影，为何他们不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急先锋？在欧美留学的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学生，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同样的读物及视听的材料，但是他们回新加坡有否成为左派的激进份子？由于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生效的，新加坡五、六十年代的受过华文教育者，若是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外因对他们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上文已分析过，自从英殖民地统治的时代开始，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便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华族要发展成为一个自足和完整的族群的强烈愿望，也屡次受到挫折，这种不平郁抑多时，自然是不平则呜的。可是，不平则呜之后，又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压抑，结果便不得不投入寻求改变现状的政治活动或支持愿意改变现状的反对党。当年受华文教育者投入争取独立的洪流及陈六使先生资助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参加新加坡大选，便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现在事过三十年，再回头看那个时代，令人不禁要问：受华文教育者当中，到底有几位真正受到马共或中共的主使而出来争取华人语文的权利？参与罢课抗议和示威的南大生中，有几位是马列主义的真正信徒？就是有的话，恐怕人数也是少之又少的。那么，陈六使、庄竹林和严元章又如何？如果说他们是马共或中共的同路人，简直是贻笑大方的。因此，当年的行动党取得政权之后，倘使能从内因下手，及时承认南大的学位、矫正受华文教育者长期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待遇以及确认各族群都有权力维持和发展其语文和文化，南大的学生便没有需要进行罢课和示威抗议，陈六使先生也没有必要支持南大的学生去竞选国会议席了。其实，人民行动党若是真的这样做了，它当时必会得到全体受华文教育者的全力支持，而华族也可因而免去遭受到被切去语文的根的伤痛。

【下一页】切根的伤痛
　　　　　〈南洋大学〉的必然性

(按：原载《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