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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语堂与南洋大学事件的有关信函

── 陈漱渝 ──


[文章来源] 湖南人文科学院学报,第104期,第18页。
[收稿日期] 2008-08-10
[作者简介] 陈漱渝(1941- ),男,湖南长沙人,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史研究。

  一 引言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幽默大师”林语堂(1895—1976)在他的一生中,曾两次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次是发生于1929年的《子见南子》演出事件,另一次则是1955年发生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事件”(亦称:“林浯堂事件”)。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1928年创作的“独幕悲喜剧”,原刊于《奔流》月刊1卷6期。剧中的孔子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幽默家,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则风流冶艳,怀疑“周公之礼”而主张实践“男女交际之礼”。1929年6月8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在游艺会上演出了这个剧目,结果导致“孔氏六十户族人”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内务部、教育部告状,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大风波,虽然二师校长宋还吾被免去了职务,但社会舆沦却站在支持林语堂的这一边。林语堂在1955年“南洋大学事件”中的处境却恰恰相反。他不仅因此声名狼藉,形象逆转,由“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先知先觉,大哲大贤”跌落为“存心吸华侨血”的臭虫,其作品也因此在南洋的学生读物中“被禁”。

  对于林语堂当时跟以陈六使为首的南洋大学筹办方(指“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本文简称为“南大执委会”)发生的剧烈冲突,双方长期各置一辞。现存南洋大学校史资料,均不收录林语堂跟筹办方往返的信函。可能是往事不堪回首,1974年林语堂在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八十自叙》对这段经历只匆匆提了一句。1989年11月,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林语堂传》中重提此事,不过完全站在其父的立场,将这一复杂的事件归咎为一场“政治漩涡”:“南洋大学遭受到共产党人阴谋破坏,逼得父亲不得不离开。”“父亲到新加坡还不足两个月,北京就下令要把林语堂赶走”。其实,这沿袭的仍是林语堂1955年5月2日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共党恐怖如何破坏我的大学》一文的基调。这种说法毫无真凭实据,并不利于矫正林语堂的形象。2008年4月,笔者利用到新加坡参加学术活动之机,到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和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相关原始资料,现将当时矛盾双方往返的—组信函整理发表,以供研究参考。下文所录林语堂书信,均为林语堂佚文,弥足珍贵。

  南洋大学,1953年初倡议设立,1956年3月正式开学,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也是东南亚华人教育史上空前的一所由千千万万华人,以兴办高等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热忱同心协力创立的民办大学。南洋大学在其短短的25年校史中,经历了种种坎坷,其中几乎使该校胎死腹中的重大事件则是轰动遐迩的“林语堂事件”。

  南洋大学的创始人陈六使(1897—1972),福建厦门人,幼年家贫,17岁免费进入陈嘉庚办的集美小学,20岁到陈嘉庚在新加坡开设的公司任职。1925年跟兄长陈文确共同创立益和树胶公司,1930年代成为巨富。受陈嘉庚影响,陈六使也热心教育,曾多次给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南洋师范学校捐资。1949年英国殖民当局创办马来亚大学(即新加坡大学前身),扬言要设立中文系,并向社会集资,陈六使捐了一大笔钱,但该校的中文系却迟迟没有设立。鉴于马来亚大学只收英校毕业生,陈六使于1953年1月16日倡议创办中国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并在同年5月19日正式宜布捐献五百万叻币(约一百六十七万美金)作为南大基金。尽管林语堂日后跟陈六使发生了尖锐冲突,但他仍然相信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没有其它政治上的考虑。不过,陈六使虽然是一个商人,在选择客户方面没有明显的政治选择,但他对新中国和南洋的进步力量一直抱着友好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陈六使曾在新加坡举办了一个千人大宴以示庆祝。1963年9月22日,陈六使被刚刚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裭夺了公民权,理由就是说他从1961年至1963年曾在经济上资助当地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1972年9月11日,76岁的陈六使病逝,新马各界深感悲痛。他的灵柩上复盖的是南洋大学校旗。南大校友敬献的挽联上写着:“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白手起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南洋大学在校园里,为他塑造了一座铜像,作为永久纪念。这些都表明,创办南洋大学已经使陈六使名垂史册。

  出面骋请林语堂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的关键人物是连瀛洲。1953年12月,连瀛洲代表南大执委会自费赴美国纽约商谈此事。从林语堂1954年1月9日致陈六使信来看,是连瀛洲“与之作数夕谈”的真诚感动了他。作为新加坡侨领之一的连瀛洲(1906--2004)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他原籍广东潮州,10岁父母双亡,到香港一位亲戚的杂货店打工。14岁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一家船务公司工作,五年后因勤奋努力升为助理经理。23岁自创华兴有限公司,为英国殖民当局供应粮食、饮料,从此生意初具规模。1941年,年仅36岁的连瀛洲当选为中华总商会最年轻的会长,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连瀛洲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诸方面均有发展,特别是1949年2月创办了华联银行,成为了南洋重建时期新加坡重要的商界领袖。连瀛洲后来还创立了义安学院,惠泽万千学子。

  二 林语堂与连瀛洲、陈六使往返信函

  (一) 1954年1月9日林语堂致连瀛洲

  瀛洲先生足下:

  数日来商议,以我公之真诚相处,认为满意,兹将要点数端,拉杂书下,作备忘录如左:

  一、校董与校长之间,真诚相与,校董负责筹各基金之责,校长负大学行政全责。

  二、基金订本年底收足一千万,明年底一千万,共二千万叻元,此二千万基金必须筹足,此为弟接受校长职条件。二年中创办费决不需此数,而基金却不可不备足。以后经常费,决信校董诸公有力维持。

  三、基金之开支及大学经常费用,应请校董方面聘请最可靠会计公司,设立大学会计制度,按期审完。

  四、每年至少一次,校长向校董作一总报告,包括校务进行,以后发展,校政开支等,由校董查核通过。

  五、校务发展计划,事先与校董负责人作非正式谈判,取得同意,最后决定之权,在校长一人。校长发展计划,不得超过培养人才,推进学术,社会教育,保存文化之四宗旨。

  六,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校长负大学成败美誉恶名之全责。

  建设主旨方针十二要点:

  大学计划此时尚难草定,而主旨方针,须先向董事会声明:

  一、大学宗旨纯正,不得为政治党派所利用,宗旨在培养华族子弟,却以不歧視马来或任何民族为准。马来亚之将来,安定繁荣,必以华马合作为本。

  二、宗教自由,思想自由,教职员必保持其思想自由。教职员受秘密党社之指使,失其思想行动之自由者即辞退之。

  三,南大主旨在质不在量,在精不在多。

  四,南大对培养训练人才方法,可发挥新理想,不必盲从一般毕业制度。一般毕业制度与培养人才主旨相背者,应矫正之。

  五、南大一切设备,即不能比美欧美大学,亦须力求精良,稍胜一般,作长久计划,为亚洲东南第一流学府。以上所以求基金充足,即在此点。

  六、南大注重社会教育,即西人所谓成人教育,使一般社会得受其赐。譬如大学图书馆设分馆於市中心,电影教育,公开演讲,夜校,实习学校,使失学者得补习机会。假期学校使中小学教员得深造……(按:原件如此)逐渐进行。

  七、南大注重大学出版部,亦可设计翻译有关文化书籍。

  八、南大教育以图书馆为中心。图书馆设备,必不惜财力,使尽善尽美,并提倡教员读书,矫正教员不看新书之毛病。

  九、师范教育须注意,职业教育应注意,范围却似在南大以外。

  十、教员待遇须比普通加一成,务求教职员以在南大教书为荣为乐,生活可以固定,待遇之升级、例假等略如西方通行制度。

  十一、须设清寒子弟基金,补助有才无力之子弟,并可设交换学额,与其它东西大学交换学生。

  十二、南大注意最新教授方法,如电影教育。

  (二) 1954年2月17日陈六使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有道:

  兹经南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聘请先生为本大学校长,聘书乙纸随函奉上,尚乞早日命驾莅止,擘划一切,无任瞻依翘企之至!瀛洲兄携来一月九日手教,同人环咏,感慰莫名。南大现正积极展开征求会员运动,每名入会基金一千元,试以五千名为鹄,若能圆满达到,当得五百万元。此外,股户特别捐以及宣传性之各种游艺募款概在加紧进行中,欲募足如先生面示瀛洲兄之数,谅无困难。盖海外华裔切同根荣悴,懔处境孤危,爱国好义,久成天性,凡事关公益,一人奋臂,万手扶持,未尝折鼎复贻笑他族也。复念南大设立,在使海外华人教育能自有独立完整体系,首尾相应,上下相承,外不俱摧残,内不忧脱节。勉追时代以作育人材,遥护宗邦而弘扬文化……

弟陈六使启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整理者按:省略号以下文字极为模嘲,难以辨识,大意是,陈六使说自己“德薄能鲜”,“决奋赴之者,盖恃有同人耳,恃有海外全体华籍同胞耳,恃有我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诸先知先觉大哲大贤,能降尊屈贵不以南大作始之简而见遗,不以南大礼遇未周而见绝耳”。“南大草创之局虽一时无法以物质建设与世界各名大学分庭抗礼,而精神得先生为之表率,固足以卓然立於天下矣。”)

  (三) 1954年2月28日林语堂致陈六使、连瀛洲

  六使、瀛洲先生左右:

  接奉瀛洲先生二月六日及十八日两函及六使先生二月十七日公函及骋书,附下各种剪报,俱见诸公加紧募捐,各方响应,颇形踊跃,至为忻慰。校舍图样尚来接到。据来函及报载各节,基金总数似有疑问,与瀛洲兄面谈者或有出入。属各社团募捐之外,吾兄等定胸有成算,是否仍以二千万元为鹄?来函既未明言,用敢专函奉询,以昭慎重而祛愚惑。兹再申述数点。

  一、愚意南大目的必使精神及物质上(即学术及设备上)俱称第一流大学之名。第二流大学虽可办,而弟个人则无兴趣。

  二、三学院范围以内必力求精良,办得有声有色,基金充足始可依计进行。商学院可设经济研究所,研究分析亚洲东南经济贸易,发行季刊以资商界参考。理科应注重理工课程,训练专艺人材以助工业发展,文学院应有研究出版计划,完成沟通文化之任务。其它电影教育,补习学校使失学者补习上进,亦可依次进行。

  三、教授延骋最须慎重,学术地位始可提高。延聘专以学力为主。中国学者不分何处聘请。在西方聘请者,除加一条路费一二千元外,待遇与香港或本地聘请同级者相同。近地聘请者同等学力则同等待遇,亦不得因其在地而削减薪俸。在大学本身多出一条旅费,聘得好教员仍是合算。但为特殊情形,须注意留英学生,免趋畸形状态。

  四、校舍设备与外观望可为星洲华侨之荣。若谓华人所办大学物质逊色於白人所办乃天经地义,诸公必不如此,弟亦不敢苟同。

  五、估计校舍设备约一千一二百万元,最低一千万元。另外基金一千元,年息六厘六十万,再加学费二三十万(假定一千学生),即每年经常费约一百万,不难补足。为诸公着想,年年筹备经常费,拖泥带水不如一鼓作气,於创办之时捐足数目,方是正办,且基础奠定成绩卓著,将来申请国外基金资助亦有办法。如是则南大可有光明前途,本固枝荣之义也。

  为此上述各点千祈示知:

  (一) 除团体募捐外,侨领诸公态度,能否共襄是举?校董负責认捐总数及实收时日,须通盘计划,即使公众募捐达五百万元,相差尚鉅。苟社会领袖未能踊跃,而使六使先生倾家为之,弟亦不忍为也,

  (二) 再,弟与瀛洲先生一月九日函所提关于基金及校长职责各节,执委是否通过或有斟酌?请凭会议记录节要明确示知为祷。

  (三) 最急要者为马来亚大学教职员待遇章程,请抄录赐下,以资考镜,然后南大教职员待遇条件,可以成立。成立后始可延聘教授。冒渎精神,务乞原宥。

  即祝
  道安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弟林语堂顿首

  (四) 1954年3月15目陈六使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左右

  上月二十八日手谕诵悉。承询各点,兹分条奉复如下

  一、瀛洲兄去月初自美返星,面述尊意三点:

  甲 希望筹足基金二千万元。

  乙 校长兼文学院长月俸三千元,另办公费五百元,供住房一座,汽车一部。

  丙 聘林可胜先生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长。

  以上三点,弟与执委合同人皆竭诚接受,基金二千万元本非大事。南洋华裔慷慨好义,实繁有徒,而必要时弟仍当继续貢其棉薄。可胜先生道德学问,此间中外人士久所钦佩,因先生私谊允就是职,何幸如之。

  二、校舍建设在积极进行中。图书馆务求宏大庄严,各学院亦必使其足以相配,预料全都落成外观上当能优于马大,不止如先生所估一千一二百万元之价值,而实际上囗仅费数百万元而已,此无他,我华人建筑界亦将能充分发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传统精神,相率报效耳。

  三、……(按:以下字迹不清)惟所谓第一流大学究须具备何等条件方能名符其实,似颇难言。今日世界各国号称第一流大学者,其精神固亦有其卓然不容否认处,而物质设备岂皆五燕六雀毫无轩轾耶。备有赖时间之累积,不可一蹴而就,而亦无有能一蹴而就者。吾人要当悬鹄以赴,时时有耻居第二流之心,则按部就班盈科而进,必有迅速建成顺望之一日。弟不学无术而管窥蠡测如是如是,质之高明以为然否?

  四、此间数月来所获当地及香港求任南大教职之函甚多。专候尊驾抵步时审裁。有非在美物色则不可得者,请先接洽一二位同来。

  总之,凡执委会所应筹备之事,弟与诸同人无不朝夕图之,不遗余力,伫盼先生早日邀同可胜先生联袂莅止,主持一切,无任翘企。

  专此  祉颂

  道安

弟 陈六使书五四,三,十五。

  附马大教职员待遇表一份

  (五) 1954年3月27目林语堂致陈六使、连瀛洲

  六使、瀛洲先生赐鉴:

  接奉六使先生三月十五日尊翰,得悉执委诸公毅然进行,并许筹足基金,至为欣慰。惟是否一次筹足,颇有问题。窃筹募基金办法,一为通盘计划,需要立定认捐,总数按期交足,正式立定银行存户,由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生息,确定支付手续,在预算范围随时支付。一为片段做法,或者本年创办大学需要几何,先筹几何,以后再需时再筹募,事先既未通盘筹划,日后更觉困难,捉襟见肘,徒劳日绌,此在临事之初不可不慎也。愚见第二办法不是办法。又,正月九日与连瀛洲先生函中所提校长职责六条,原望提交执委会正式审查通过,来函并未提及。二位如此急公好义,热诚果毅,弟所折服,但恐所见或有不同,用敢再恳高明,对于以上二点明白表示,以便决定行止。耑此布复  即颂

  台安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七日弟林语堂书

  (六) 1954年3月27日林语堂致连瀛洲

  瀛洲吾兄文几:

  别后念念。复赐佳茗,至为感激。附上与六使先生公函,希为转达.尤望细为解释。

  一、弟二月二十八日函,不惜费辞陈明基金所以不能不备足二千万元之理由,细揣六使先生三月十五日来函,或者以为创办经费数百万元已足,以后再要再筹。以前厦大嘉庚先生未曾正式成立基金,以致校务进行,以橡皮价格为转移,甚至半年之中,三裁预算,前车可鉴。二位高明必知此路不通,理应此时一鼓作气,将二千万捐足,分别按期实付款数,然后成个事体。宁可一时昏厥,不可日后天天头痛。如此,南大始有稳定基础。

  二、弟所诧异,不在发动华侨团体募捐,而在华侨领袖除二公以外,皆无确数表示。究竟侨领方面进行情形如何?若此时不得侨领认捐确数,日后更不必说。六使先生之热诚负责,弟所深知,但岂有任六使先生倾家为之之理?兄前对我言者,基金来源在于侨领十二人,而报上所见皆团体募捐,故疑或者方针改換,以后零星再需款再募捐,来日方长,麻煩无已时也。

  三、校舍自然不用一千万;本地工料可以省费,尤所乐闻,但兴办大学亦不可看得太小。总之,创办校址校舍及设备最少非一千万不可。不是浪费,亦不是一二年间全部用完,而总数必有过无不及,应於此时备足。试以图书而论,起码二十万部,每部平均美金三元,便是六十万美金,合二百万叻币,三十万部则已去三百万叻币。理工设备一百万美金,又是去了三百万叻元,而校舍户内装置宜用新式材料,来自外国。基金不足,即节节求省,若夫手錶廿五元亦一只,七十五元亦一只,即无抽水马桶仍可出恭也。教员不求饱学之士,就地雇用老教授,十年来不读书,抱十年前游学讲义上课,“炒冷饭”,亦可敷衍过去。西方学术,日新月异,稍一荒废,便落人后。国内大学教授弟所深知,三十名中,或可录用五六名。所谓必不得已聘请外地“一二名”来校者,弟百思不得其解。开头存心马马虎虎,以后更不必讲(大批职员言在本地聘请)。

  四、六使先生函谓,第一流学校不望“一蹴而就”,理应逐渐进行,弟甚同意,亦无一时办就之意。所谓第一流者,在质不在量,在精不在多,在兴办范围以内,务求在水平线上,不敢存心马虎也。

  五、(整理者按:此一部分难以辨识,大意是:美国汽油大王基金、福特基金……皆注重援助文化事业。此等基金董事专看以往成绩卓著,基础较好,所请教授优良,与时并进而不陈腐,则申请津助不难,故弟延聘教授不敢不慎。大凡大学所以著名,多取决于有名教授,否则必一事无成,)……总之弟之就职与否,全在基金成立,一次捐足,与职责分明二事。正月九日与兄函中皆已言明,弟亦决不食言也。耑此伫候明教。即祝

  近好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七日弟语堂书

  (七) 1954年4月26日陈六使致林语堂

  语堂校长道席:

  接奉三月廿七日第四次大示,敬悉种种。先生对于南大基金及校长职权二事备极关注。弟於三月十五日函中未曾述及,致劳锦挂,深感不安。兹承垂询,经即召集执委会议,正式将先生一月九日交连瀛洲先生带来关於基金及校长职权与建设主旨方针等之备忘录,逐項再行详细讨论,一致通过记录在案。实则上述各点,早于以前执委会议席上提出报告,并已同意照办,惟未正式逐项讨论而已。兹将此间筹募基金情形及同人等对南大校长职权之见解综述於下,希为察照。

  一、基金。南大执委会决定於今年年底募足一千万元,此点於派连藏洲先生赴美时,确先略具把握,因事在必行,故屡次奉函均未述及。至连先生在纽约,曾言基金二千万元,可由侨领十一、二人负责筹足一层,亦属不无根据。因截至目前为止,星洲方面除弟认捐五百万,《南洋商报》认捐一百万,连瀛洲先生认捐二十五万,胡文虎先生认捐校舍五十万,大通有限公司郭木松先生认捐五十万,高德根先生认捐五十万,各方面自动零星捐献约六、七十万。近日捐十万五万者,亦有百余万。又此次发动征求南大会员运动(每人一千元),已征得一千五百五十名,马来亚联合邦方面,大众零星捐款已有四五十万,合计约一千二百万元。此外侨领如李光前先生(现在外国)等定能认捐巨款。执委会认为筹款具有把握者尚有下列理由:

  (一),此间自二月份起,经已发动招收千元会员藉以增强实力,如侨胞参加南大者以三千五百名计算,可得会费三百五十万元。此数虽属不多,但争取三千五百名会员之支持力量所得,效果则极大。盖星马中小学约千间,学生卅余万,每年开支逾二千万元。政府津贴不过三百万,其他学校建筑及经费将及二千余万,均由学费及学校赞助人捐款以资挹注。南大会员即如各校之赞助人,侨胞加入南大为会员,视为一种荣誉。倘将来发动捐款或其他特别建校者,必能慷慨解囊,此点或与欧美华侨社会稍有差异。

  (二),大额捐款,因种种关系,捐款人多,认未届发表时期,不愿先行披露。各人须将收益及开支所得税等问题详细考虑,然后决定,但执委会对一般有力侨胞捐款暗中均已疏通。

  先生於元月九日之备忘录中建议,今年年底收足一千万,明年年底再收足一千万。证诸马来亚小学千所,每年约费二千余万元,侨胞尚有力量负担。今办大学欲筹基金二千万元,谅无困难,如办理得当,希望明年年底可筹至三千余万元。

  二、校长职权:马来亚华人中小学校十九系由校长负行政专责,校董都则负经济责任。今日吾人创办大学,校政更应由校长全权处理,校董部仅负经济责任。此点经由执委会通过,希免介念。

  此外关于三月七日第三次来函及前函致韩淑英女士,现在开设药房兼业医生,并任马大教授,实无时间,但渠曾表示将来有机会,愿为南大效劳云云。至刘攻芸先生,现方任华侨保险公司总经理,入息颇丰,恐不能出任南大教职,但将来如聘为特约讲座或能接受。又三月七日第二次函,关于校长寓邸及校舍图样,经即交绘测师办理,因须根据地形及材料等详细斟酌,尚未竣工,致稽裁答。此间同人在深表钦佩与歉仄之余。咸望文星早日莅止,俾便指导一切。至校长寓邸图样经照指示改绘,约本月底可呈政府审核,须经两月方得批出,然后招工兴建,恐九月无法完成。现经先物设洋房一座,并有傢俬,以备台驾抵步后先住数月,届时并可亲自督导寓邸建筑工程,并计划内容布置。又前函奉请在美先洽一、二位教授同来一事,乃因校舍尚未建就,学校尚未定期开学,但一切建校工作急需阁下早日惠临主持,藉收适切之效,而阁下此时或有需要长才同来赞襄,故有斯请,并无其它用意,亦非欲省些少旅费,祈为亮鉴。

  先生及同行人员名单履历等盼早寄下,以便办理入口手续。耑此  祗颂  道绥

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启
一九五四,四,廿六

  (八) 1954年5月3日林语堂致陈六使

  六使先生文几:

  接奉先生及瀛洲先生四月廿六日华翰,用悉执委诸公计划南大基金,早有成竹,步骤井然,至为喜慰。弟前函所以一再奉询,是未悉箇中情况,一则临事之初不敢不慎,再则实为南洋办一好大学,为我华侨争一口气,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

  耿耿此心(下略)

  (以上各函原载1955年3月21日《星洲日报》,据缩微胶卷整理)

  (九) 1954年1月9日林语堂致陈六使

  六使先生道席:

  奉诵来札,过蒙奖饰,且拟委以南大重任。愈增惶愧。弟何人斯。曷克当此!且老马伏枥久矣,大不想吃六山草,此项衷情,屡向瀛洲先生言之。瀛洲先生却会真诚感人,乃与之作数夕谈。弟于吾国文化、侨胞福利、亚洲将来,未尝不萦怀,乃以兹事基大且繁,不得不详细考虑,一则任重道远,恐不称职;二则凡事创业艰难,筑室道旁,三年无成,权不专,信不坚,则事不成;三则南大之办,非仅关教育,盖亦寄保存发展吾国文化之愿望焉,必有雄厚基金物力,始能始终,争得学术界地位,成为亚洲东南第一学府。苟非渚公远瞩,志在必成,或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桔过江南而为枳,斯不足观。与瀛洲兄晤谈后,深知我公热诚为我侨胞谋幸福者如此。而深谋远虑、见识过人者又如彼,窃为星洲华侨幸,故已许附骥尾,追随努力,事有可为,则志在必行。余告瀛洲兄面详。

  即请
  道绥

  民国四十三年正月九日 弟林语堂顿首

  (此信是万平近《林语堂评传》[重庆出版社1996出版]转录自《林语堂思想与生活》[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84出版,第320页。]但1955年3月21日林语堂公开他与陈六使和连瀛洲的函件里,并没有这封信。)

  三 结语

  1955年3月21日,林语堂在《星洲日报》公布了《林语堂与连瀛洲备忘录》。显然,林语堂认为这是一束重磅炮弹,是陈六使一方背信弃义的书面凭据。这束函件最重要的两点,一是陈六使、连瀛洲等曾向他承诺募足两千万叻元的基金“谅无困难”,二是同意“校长负行政专责”。

  但陈六使对此作出了解释,声言“各函系由连瀛洲或黄奕欢诸先生嘱人执笔,全无私人意见,所有函稿俱经执委过目,每有经连先生加以修改。当时本人曾主张函文不必写得太过太好,连氏总是信为普通函件并非契约,吾人一片热诚聘请校长,多些褒奖之词自无伤大雅……”执委潘国渠补充说,1954年2月17日以陈六使名义致林语堂的那封信原是他执笔的,但其中有三处被修改。一是说,马来亚大学有政府支持,南洋大学没有,“筹款极不容易”,后被改成“欲募足如先生面示瀛洲兄之数,谅无困难”。二,希望林语堂跟执委会同甘共苦,为当地华侨服务,造就人才。这点亦被删除。三,请林语堂先按文、理、商三个学院各收五百至一千名学生先行预算,待执委会讨论后再发聘书,这一点也被删除。陈六使承认,这是他跟连瀛洲、黄奕欢三人研讨后作的改动,当时认为林语堂作为国际知名学者,一定道德好,学问好,只想函催他早日来新加坡,没想到他会把这些函件作为契约来斤斤计较。不过,陈六使日后将林语堂斥为“丧心病狂文棍”“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而在1954年2月17日致林语堂函中,竟称他为“蜚声国际领袖士林之诸先觉大哲大贤”,是否反差有些太大?由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林语堂于3月25日表示他跟与他同来的十一位教职全体辞职,条件是每人领取合同期限一半的工资津贴,并给予回返原居留地头等舱的川资。南大执委会派出李俊承等八人跟林语堂一方进行会谈,于4月6日发表了一项表示和解的《联合声明》。

  声明签字后,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即变为祥和。4月7日,南大执委会给林语堂一方支付了一大笔遣散费,其中林语堂月薪定额为3000元,按21个月支付,共计63000元,津贴川资9241.5元,两项共72241.5元。女婿黎明薪金及川资共21161元,女儿林太乙原订月薪为600元,但发遣散费时骤升为800元,理由是文学院准备聘她为讲师一一虽然她并没有讲过一堂课。累计起来,林语堂一行累计的遣散费为30,5203叻币,相当于10多万美金。林语堂个人所得,相当于当时中国高校普通教师86年的工资。林语堂的好友徐訏说:“拿一笔很大数目的赔偿而走,这不是老庄也当然不是孔孟之道”[1]。

  为避免南大蒙受重大经济损失,陈六使个人承担了全部遣散费。有人把他的这一决断称为“壮士断腕”。1955年4月17日下午1时20分,林语堂及其家属乘 KLM 飞机离新加坡,先赴法国南部作短期休憩,然后返回美国。陈六使及南大执委会全体委员到机场送行,送行场面比欢迎场面尤胜一筹,表现出新加坡侨领的仁至义尽。

  当今是一个讲究双赢的时代,但林语堂跟南洋大学执委会冲突的结局却是一场双输的对抗。南大执委会一方明显输掉的是金钱。仅陈六使个人掏出的十余万美元的遣散费,在当时就不是一笔小的支出。陈六使在跟林语堂翻脸之后虽说这笔钱只当是他作“施舍”,但即使如此,这笔“施舍”也是“无价值施舍”,更何况对于勤俭起家的陈六使来说,也不能不有“断腕流血”之痛。最大的损失是南洋大学的校务。林语堂于1954年10月2日以南洋大学校长身份莅临新加坡,1955年4月17日辞职后离开新加坡。在这半年当中,南洋大学除作出过开办高中毕业生进修班和两年制师范专修科的决定之外,校务可以说毫无进展。林语堂辞职之后,还留下许多后遗症。南洋大学的第二任校长黄丽松直到1969年才确定,在这间隔的十四年中一直以“行政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管理,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列入《无双谱》。

  从道义方面而论,自林语堂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大陆,舆论支持可以说是完全倒向以陈六使为首的南大执委会一方。但从林语堂与连瀛洲、陈六使的往返信函来看,南大执委会也的确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批信函证明,不论林语堂的想法是否正确,是否切合实际,他来新加坡之前都已表述得相当明确,即要求一次性筹足二千万叻元资金和“校长负大学行政全责”,“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一次性筹足二千万元”,当然不切合新加坡当时的实际,看上去不近情理,但林语堂也有他的理由:“以前厦大陈嘉庚先生未曾正式成立基金,以致校务进行,以橡皮价格为转移,甚至半年之中,三裁预算,前车可鉴。”(1954年3月27日致连瀛洲函)简而言之,一是要钱,二是要权,这就是林语堂出山的前提。后来的事实证明,南大执委会筹钱确有困难(承诺的二千万基金实收仅四百万元),而放权又完全没有可能。但当初出于“思贤若渴”的心态,他们在致林语堂的信却“写得太过太好”,这就为林语堂提供了幻想空间,导致他乘兴而来,悻悻而去。在双方意见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林语堂决定公布这批函件,无疑是要将南大执委会置于背信弃义的位置。尽管陈六使强调这批信件不具有正式合同的法律意义,但却无法完全推卸他们理应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试想,如果南大执委会一方完全没有软肋可击,陈六使也未必能割舍一大笔钱财来平息这场风波。

  至于林语堂的一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损失更惨。在来南洋前后一段时间之内,林语堂在创作上留下的是一片空白。由于恃才傲物,任人唯亲,计较钱财,以及过于鲜明的政治态度,林语堂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留下的是一个“小丑扮肯衣”的形象,甚至影响了他作品在新马一带的流传。

  从根本上说,林语堂跟陈六使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如果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对立状态,以陈六使为首的南大执委会远涉重洋请他出山岂不是多此一举?1966年,陈六使对前来采访他的郑奋兴博士说,“他跟林语堂博士的冲突并不在政治立场上或主义思想上,而只在一个简单的方针问题,林博士要将南大办成‘贵族大学’,而他跟其它创办人是要把南大办成‘民众大学’,一间属于所有平民的大学”[2]。

  陈六使所说的办学方针,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林语堂一直表示,他“主张南大应办成如西方国家第一流大学之水平”,要办成“亚洲东南第一学府”。对于办第二流大学,第三流大学,“野鸡大学”,他完全没有兴趣。但何谓“一流”实在没有一个统一标准。1954年3月15日,陈六使在复林语堂信中,虽然表示他“时时有耻居第二流之心”,但又强调办第一流大学“有赖时间之积累,不可一蹴而言”,这实际上已经暴露出他跟林语堂在办学理念上的深刻分歧。后来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的潘受说得更明确:“我们憬悟办南洋大学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乎第几流大学。大学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当然目的地。自40年代中叶起,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不能去中国升学,南大可以给这群有志升学的青年就地得到合水平的第一学位的机会,从而再凭个人的能力兴趣投入社会工作,或者到其它大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换言之,南大的起步应该是一所脚踏实地,适切而合水平的第一位大学。”[3] 在办“第一流大学”和办“第一位大学”认识未经磨合的情况下,林语堂匆匆上任,这就埋下了日后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2008年8月,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在其网站发布了“2008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名单,排名的主要依据是大学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特别是重大原创成果)。根据这个标准,国内各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均排在第201至302的组别里,只有排名于100名之前的大学才属于“世界一流大学”。试想,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加坡,怎么可能一气呵成地办成超过当今北大、清华的“一流大学”。林语堂当时想法的不切实际,由这一排名榜亦可得到印证。

  由于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备受争议而又不能忽略的人物,又由于南洋大学虽然只有25年历史但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又占有筚路蓝缕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近些年来,在新加坡出现了“从头再看南洋大学事件”“理性重评南洋大学事件”的呼声。但无论是“再看”还是“重评”,无论是进行“表述”还是“反表述”,厘清基本史实都是第一位的工作。为此,笔者在整理林语堂与连瀛洲、陈六使往返信函的基础上撰写了此文,供关注此事者参考。陆放翁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道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见《剑南诗稿》卷33)如今, 林语堂与陈六使均已作古,“身后是非”对于逝者已全无意,但对于后来者而言,则可以以史为鉴,从中获得为人行事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M]//林语堂评说70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2003:150。
[2]郑奋兴.陈六使心中的民众大学[OBEL].http://www.nantah-friends.com。
[3]潘思颖.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N].联合旱报, 1997-03-08。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13年09月25日首版 Created on September 25, 2013
2013年09月2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September 25,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