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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
——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张 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持续扩展。以文化和教育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战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恰在此时,东南亚华人酝酿数年的华文高等教育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成立。这使美国对中国借华文高等教育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担忧进一步增强。由于亚洲特殊复杂的冷战形势,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才最终明确了“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这一优先政策目标。美国的政策和行动间接影响到了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走向。

筹建于1953年的南洋大学是海外华人历史上第一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这所华文大学是战后东南亚华人青年继续求学的希望所在,也是海外华人群体寻求文化归属的精神象征。然而,南洋大学发展之路极不平坦,“很少有一所大学,在倡议之初就引起如此强烈的官民对质、朝野较量、种族纠议,甚至是国际政治的异常关注。”南洋大学的最终命运(1980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亦昭示了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坎坷路途。

南洋大学在华人世界影响巨大,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若要全面解读南洋大学的兴衰历史,至少要从四个层面来分析才能看清其全貌。其一,战后东南亚华人群体民族意识复兴,迫切寻求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的主观意愿:其二,华人的中华文化取向与其侨居国构建国家认同这一根本政策目标背离所引发的政治难题:其三,处于新旧霸权势力交替时期,传统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帝国(美国)争相介入东南亚华文教育问题的角力;其四,冷战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冷战政策,对华文高等教育的干扰与影响。上述四个层面中,前三个常被学者用作研究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问题的切入点。但对于冷战如何影响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走势这一层面,虽在相关著述中有所提及,却鲜有细致深入的探讨和解读。

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人创办华文高等学府的梦想自萌生之初就备受挫折、磨难重重。归结起来,这固然与其明显的中华文化教育导向有悖后殖民时代侨居国政府寻求国家认同的根本政策有关,不可否认,它亦是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反共产主义的政策产物。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和变动,分析美国关涉南洋大学的政策和行动,本文欲实现以下三个目标:首先,考察冷战如何影响了某些特殊群体(族群)的命运;其次,考察美国随形势变化调整其东南亚政策的历史,以及(美英)新旧势力更迭的历史进程;最后,考察中美对抗如何影响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校的走向。

一、南洋大学酝酿期美国的有限支持政策

百余年来,海外华人自己筹钱兴办华文中小学校已成惯例。虽然也曾有过成立华文大学的倡议,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民族意识复兴。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兴建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即后来的南洋大学),得到华人社会的热烈响应。

陈六使曾在多个场合陈述过兴办一所华文大学的原因。从现实来看,毕业后的华文中学学生求学无门。正在走向独立的东南亚各国高等教育资源奇缺,许多国家仅有一所大学。不仅如此,无论是马来亚大学,还是仰光大学,都有很高的入学要求,特别是语言要求,华人学生一般都无法考入。因此,“新马华文中学毕业生目前只能回去中国升学。政府不承认新中国,学生去了就不能回来,如果没有在本地办一所大学,华文教育不能自成系统,将来师资来源必成问题,连小学都不能存在,后继无人。”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陈六使在致林语堂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10年后我们会发现华人的教育根基将动摇。20年或30年后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或许会消失。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来南洋大学面临的主要指责,即一所华文大学会破坏侨居国的国家认同,陈六使已有解答。早在1950年首议南洋大学时,陈六使就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从速办一大学。”由此可见,华人热心办学,仅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和现实需要,并无破坏侨居国国家构建的想法。

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还是战后不断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然而,这样一个设想单纯的华文大学,处在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冷战政治旋涡中。归结起来,华文高等教育引发美国决策层的担忧是出于以下冷战逻辑:

第一,语言和文化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灌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两大阵营对抗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整体上处于“恐共”国际氛围中。有历史亲历者回顾说,其时学习汉语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人们认为选修汉语的学生具有共产主义取向,“是赤色分子。”美国政府关注的是华文教育更为实际的方面。中央情报局曾对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群体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尽管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总体来看,他们认为华文教育便利了中共向东南亚国家输出意识形态。美国发现,自殖民统治时期起,华人社区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华人学校系统实际上是在中国控制下。这表现在不仅教师来自于中国,教材亦来自于中国,因此,华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也必然来自于中国。根据中情局等机构的评估,20世纪50年代初,“缅甸270所华人学校中约有90%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华文院校也不同程度的遭到共产主义的渗透。

第二,学生的流动会加大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化的危险。陈六使所述华人学生升学难的情况的确普遍存在,因此,虽然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侨生赴华求学设置了种种障碍,仍然有大批学生前往中国。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在侨务政策上秉持积极主动的原则,特别鼓励侨生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1951年,政务院在改革学制时决定,要在“各种高等学校附设先修班或补习班,以便利工农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及华侨子女等入学。”美国政府对于侨生赴华学习表现出强烈担忧。美国新闻署认为海外华人青年到“红色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就是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行动协调委员会(OCB)则在研究后认为,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共产党宣传的有力武器;他们的想法已经传回海外华人社区,并且正在影响华人社区的(政治)导向;他们“使中共有了潜在的第五纵队。”

第三,在美国政府看来,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海外华人学生,乃至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是倒向共产主义一方,还是导向“自由世界”一方,对于亚洲冷战的结果至关重要。海外华人没有政治倾向,“对于谁控制中国大陆不感兴趣”这一点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这使得中国能够利用其对华人天然的情感号召力,以及作为精神家园和传统文化与语言源头的优势来赢得华人支持。数量如此多的华人支持建立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高等学府,说明大多数华人希望维持其文化和民族传统,这种愿望不容忽视。特别是,美国政府相信,“中共威信的增长是吸引海外学生赴华学习的最重要因素,”学生的求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东南亚华人的人心所向。从“人心之争”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唯一可行的策略是通过重建台湾的中华文化传统,加强其文化教育设施来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进而引导华人向“民族主义中国”表示忠诚。这是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的主要原因。然而,从具体实施来看,这一策略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一点,后文再加以论述。

尽管有上述种种担心和顾虑,美国并不赞同其时英殖民政府对南洋大学的简单否定政策。同样认为“接受华文教育的人一般都是亲共产主义的,”英国担心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会被马共利用来从事颠覆活动;美国则认为海外华人不是不可以加以引导的,重要的是华文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尽管一部分美国政府官员相当悲观,认为南洋大学是“我们(在东南亚)面对的新的更大的潜在威胁”:另一部分官员则较为乐观。艾森豪威尔的特派大使詹姆士·范弗利特在访问亚洲归来后撰写的绝密报告中写道,“南洋大学的创建者已经表示希望这所大学能够最终成为自由东南亚的智识中心。”从已有证据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显然倾向于后一种立场。为了使包括南洋大学在内的东南亚华校“摆脱”共产主义影响,美国新闻署投入大量精力出版华文教材,以便在华校“排挤掉共产党的教材”;雇佣反共教师,引导海外华人群体的非共产主义倾向;用各种方式宣扬美国和“自由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以及文化成就,同时诋毁红色中国,宣扬“自由中国”的成就。

南大酝酿期,美英之间还有一个分歧,即尽管两国都承认东南亚华人坚持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危险性,表示应当鼓励其对当地政府的义务与忠诚,但英国的态度更为坚决一些。英国强调“在现阶段的马来亚政治发展,创办一间华文大学会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美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评价说“殖民政府强烈鼓励当地身份认同,视其为成功的自治所必须,”但仍然采取了不同于英国的立场。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来看,美国政府这一时期主要是想利用台湾作为“反共华人集结的基地,”“尽最大可能鼓励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陆中国和福摩萨之外的华人社区建立紧密联系,并采取措施赢得其同情和支持。”美国向英国施压,试图使其同意在东南亚华人问题上“以民族主义中国来反击共产主义中国”的策略,英国却坚持“既不想让海外华人转向福摩萨,也不想让其转向北京。”美国只好单独贯彻自己的路线。1954年2月5日,美国国务院向24个(东南亚)驻外机构发出指示,传达了决策层有关“离间海外华人社区与中国共产党,争取华人对自由世界支持”的政策,并建议驻外机构就此提出联合计划。在条目繁多的项目列表中,与华人高等教育有关的是美国援外事务管理局(FOA)准备用30万美元(FY 1955)的初期预算花费来扩大台湾教育机构,以便使约2000名华人学生到那里的教育机构学习。此外,FOA和国务院还继续向国会申请资金,用于扩大并改善台湾的教育机构以吸引海外华人。

事实上,美国此时对南洋大学的有限支持政策也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回忆,关于南洋大学,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与英国人联合“监控”这所大学的形势发展。可见,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成立也是充满疑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学生流向中国大陆学习,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美国政府将其归因于中国政府有明确的惠侨政策,“中共政权已经做出特别的努力以吸引海外社区的学生。教育免费,毕业后分配也是确定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高等教育7万个名额中的10%是留给海外华人的。”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美国却没有有效应对。正因如此,美国才主动与英国协商,试图开发南洋大学作为反共学府的潜能。1954年3月底,美国通过新加坡和伦敦两个渠道与英国政府进行协商,表明美国以下立场:南洋大学源于华人为其后代提供高等教育的天然愿望:阻止该大学成立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该大学任命美国校长和美国教职人员的举动已经使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其发生了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其进行渗透是可以预期的。美国因此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由两国合作对南洋大学提供友好的意见和帮助,以便“阻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并尽可能的鼓励其推进自由世界的目标。”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南大问题上对英国的“忠告和帮助,”最终促使英国政府对南大从原本的“默反”转为“默认”的态度。

二、“南洋大学事件”与美国的政策困境

1954-1955年间,东南亚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在朝战中的军事行动震动了整个东南亚,提高了中国大陆在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地位。日内瓦会议进一步表明“共产主义中国力量和地位的增强。”随之而来的一个后果是:共产主义对海外华人青年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东南亚赴华学习的学生人数再度高涨。这一时期引发美国政府关注的还有马来亚等地的华校学生运动。对美国政府来说,学运无疑是共产主义对华校成功渗透的生动案例。美国政府认为英殖民政府的应对不力,“驻新加坡的英国总督一退再退,以至于鼓励了学生的进一步行动,”并且,“英国迄今仍没有一个反击共产主义颠覆的充分计划。”从“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出发,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东南亚反击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因此,从1954年年中起,美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群体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华人学生。行动协调委员会特别指示其下属几个相关工作小组就“华人学生赴中国学习之负面影响及反击策略”展开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大学事件”(或称“林语堂事件”)发生了。1954年5月,在华人世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林语堂被聘任为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林语堂众所周知的亲蒋反共立场曾使美国政府对此任命非常高兴。美驻新加坡领事威廉·安德森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预期“亲台、亲西方的林语堂将……引导那些(正被共产主义间谍引向歧途的)中学毕业生接受自由世界思想。”美国决策层也因此将南洋大学定性为一所“追求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华人大学而加以扶植和支持。为此,行动协调委员会指令国务院设立一个特殊的针对海外华人的本科奖学金项目,“专门给已经完成两年学业的南洋大学或其他东南亚学术机构的学生。”然而,林语堂正式履职不久即与陈六使等学校董事会成员闹翻,进而于1955年4月辞职。林语堂辞职的原因暂且不论,但其辞职后,应中情局官员的要求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北京指挥下的恐怖主义摧毁了南洋大学,”则在华人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美国政府在做政策评估时完全认同林语堂的说法,认为“南洋大学一案是中共操纵海外华人的显著例子,”共产主义渗透进了大学的行政委员会,并最终驱逐了学校的反共成员,迫使其离开新加坡。

“南洋大学事件”对美国政府一直考虑中的东南亚华人高等教育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早在1954年年中,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东南亚学生赴华求学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两个建议:一是“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设一所非共产主义大学以吸引华人”;二是加强台湾的教育设施,以便容纳更多的华人学生。10月,行动协调委员会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146/2工作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5405工作小组召开联席会议,专门就海外华人学生问题进行讨论。除了上述关于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设一所大学的建议外,另有人提出应当“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所亚洲大学,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华人学生。”其后数月间,美国政府各机构就华人高等教育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援外事务管理局认为“东南亚国家不会欢迎在其境内成立华文(教育)机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或许是在‘福摩萨’为寻求汉语教育的学生提供机会。”美国国务院则认为,在台湾的教育设施已经扩大,“这个秋天就能容纳另外的1300-1500名学生,”然而,“在扩大‘福摩萨’教育设施上能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

1955年1月28日,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准了题为“海外华人学生”的文件以及文件中所列各种行动计划。文件指示:(1)美国不再强调当前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要建立一所非共产主义大学,而是主张要“与适当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协商海外华人的大学教育问题……为其提供满足需要的教育设施和课程表:努力克服华人少数族裔及侨居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差距,最终目的是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立一所对华人有吸引力的非共产主义大学。”(2)立刻就建设一所“亚洲大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包括“地点、财政问题、教职人员和行政管理、学生招收、政府或私人资助等诸问题。”由此可见,在与中国争夺海外华人青年这场战役中,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建一所“亚洲大学”以便吸引海外华人学生这一方案上。

恰在此时,林语堂宣布辞职。“南洋大学事件”引发美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联合撰写了“南洋大学简史”备忘录,行动协调委员会则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美国新闻署认为在争取海外华人支持的斗争中“中共比我们更为成功”,并且“在应对中共对海外华人学生的教化战役方面”,美国正面临真正的挑战。美国国防部在考察“南洋大学事件”后率先提出建议,一是要在台湾建设一所容纳海外华人的高质量大学;二是要在远东地区建设一所基础广泛的接纳所有亚洲人的大学,但前提是要隐藏美国官方支持的身份,由私人组织具体实施。

国防部的“福摩萨大学”加“亚洲大学”方案照例引发行政机构内部的广泛争论,现在能够看到的相关文件就有十多份。在这些政策讨论中,规划协调室(PCG)负责人纳尔逊·洛克菲勒于8月18日发出的备忘录最具权威性。洛克菲勒认为,从南洋大学的经验来看,在东南亚成立华文大学是不现实的。只能选择合适的国家成立一所“亚洲大学”,并在该大学内部设立华人学生项目。他建议可在菲律宾或泰国尝试建立亚洲大学,也可在远东现有学术机构的基础上扩充形成一个亚洲大学。至于“福摩萨大学”,则可以“扩充台湾现有的教育设施,”或者采取行动减少华人学生进入台湾的限制,以便最终在台湾适当的地方成立一所华人大学。行政机构内部和驻外机构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对华人学生的项目,特别是台湾项目,太过强调大学阶段的教育而忽略了高中问题,事实上“红色中国在(华文)高中的活动更为集中。”美国国务院曾将有关“亚洲大学”的建议备忘录发送至驻东南亚各地使馆征询意见。从美驻缅甸使馆的回应来看,当地官员对于成立一所“亚洲大学”表示认可,但从缅甸的实际出发,认为高等教育并非华文教育面临的头等难题,“缅甸急需非共产主义控制的华文中学来与几乎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高中进行竞争。”

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如此之多,以至于规划协调室建议行动协调委员会成立工作小组就总体上的“海外华人与美国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一研究到1956年末才最终定稿。其时,东南亚冷战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美国对华文高等教育的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预期中的“亚洲大学”的后续发展情况在官方文件中再也看不到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大学”项目一定没有推行下去。尽管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文件,但已有材料显示,美国政府的确依托私人组织在东亚和东南亚资助了数个大学项目。越南的顺化大学就是一所完全由美国私人(组织)资助的大学。有文献显示,为了挽救这场东南亚“教育危机”,美国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华文高等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并最终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

此外,美国在台湾从事的“教育援助”活动则一直没有中断。美国新闻署、国务院和援外事务管理局及后来取代它的国际合作署(ICA)与各种私人组织密切合作,尽全力扩大台湾的教育设施,以吸纳更多的海外华人学生。尽管没有成立一所单独的“福摩萨大学”,但国际合作署曾考虑由美国私人组织赞助成立的东海大学来承担其部分职责。通过数年的努力,美国政府对台湾教育项目的评价是,赴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东南亚华人学生数量不断增长,而选择去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数量则比前些年下降。数字显示,1951-1952年,台湾大学和其他六所台湾高等教育机构仅接收了350名海外华人学生。其后数字不断增长,1956年接受华人学生的数量为1400名,教师数量为100名。到1959年,已经有大约7000海外华人学生在台湾学习,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毕业生人数1957年215人;1958年450人;1959年预计为600人。

三、推动华人院校的本土融合

1955年以后,东南亚冷战形势又呈现新的变化。中国借亚非会议之机,向亚洲国家展示了欲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意愿,进而全面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政策。东南亚华人问题是影响中国与这一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过去中国一直指责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海外华侨人数众多这一事实挑拨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制造“第五纵队”的谣言,但在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发现一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在重复这种无聊的滥调。”从东南亚整体战略出发,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明确表达要解决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意愿。

与此同时,中国改变原来积极吸纳侨生的政策,转而希望东南亚华人在语言和文化上融入当地社会。1956-1957年,周恩来总理借东南亚之行,向当地华人阐明了中国的新政策。在印尼雅加达对华侨的讲话中,周总理说道,“建国以后,学校虽然增加了很多,但一时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所以,诸位侨胞对祖国的要求,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满足,要逐步地实现。”在对缅甸华侨的讲话中,他更直接地说,“你们有从事文化事业的,比如办报纸、办教育,在这方面应该注意提倡学习缅甸文、缅甸话。”

美国政府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政策的变化。“过去一年(1956)大陆中国已经减少了吸引海外华人学生去大陆学习的努力,”1949年,如果说有20名海外华人返回中国大陆的话,只有约一人到台湾。现在局势完全反转。美国认为中国的政策调整,部分是要同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以便借助当地民族主义来反击美国:部分原因则是“红色中国意识到学成的华人学生大多要留在大陆,这远不如让华人学生留在当地再加以策反更有益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一直努力阻止华人学生赴中国大陆学习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但结果却是它深感东南亚国家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危险加大了,“共产主义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劳工组织和学校系统中的成功渗透或许是我们在东南亚国家实现自由世界目标的最紧迫的威胁。”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传统殖民势力日益衰退,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促使它越来越从东南亚整体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华人及华人学生问题。早在筹划《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决意要促进东南亚“自由国家”的团结和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此前涉及海外华人的政策和行动中,美国政府虽曾强调“要在不违背其对当地政府的义务与忠诚的前提下,”鼓励华人社区领导者将此同情与支持回馈中国国民政府。但很明显,美国政策的优先选择是以台湾为反共基地,通过促使海外华人学生转向“自由中国”来反击中共。随着东南亚独立国家的增多,美国一方面高兴于传统殖民势力遭到排挤后,自身在当地影响力加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亦发觉自己的海外华人政策已经成为一柄“双刃剑”,正招致东南亚国家的不满。其时,不断有涉及海外华人的争议事件反馈到美国政府。1956年,越南开始对华人实施强制“归化”政策,并引发动乱。台湾则以海外华人的“母国”身份向越南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美国介入,以保证越南华人的民族文化特征。1957年,台湾接受了400名来自西贡的华人学生的入学申请,但吴庭艳政府却拒绝发放出境签证。诸如此类事件使美国痛感“华人少数族裔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构成了问题”,既想利用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来排挤旧殖民势力,又不想其被中共所利用;既想利用台湾来反华反共,又不想引发东南亚国家的反感:既想争取海外华人,又担心招致东南亚国家的不满。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议其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1957年10月2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名为“美国对台湾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NSC5723)。根据文件,美国的政策原则调整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支持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融入其居住国及当地社区。”只有对那些“仍视中国为其母国,并且坚持寻求母国激励和领导的海外华人,”才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承担其责任)。”事实上,行动协调委员会对海外华人政策已经有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早在5月举行的OCB会议上,国际合作署代表布朗就表示,美国的行动应当致力于促使海外华人融入其侨居国。如果台湾项目有悖这种融合,就应当加以修正。NSC5723号文件通过后,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其公布的政策指南中确认了这一原则,再次强调“美国针对海外华人的项目要服从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整体目标。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不应当因支持华人少数族裔而冒险引发其侨居国的敌意。从长远来看,推动海外华人融入侨居国最有可能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稳定与进步。”其后美国就开始向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其鼓励海外华人“出于自身利益”保留当地公民身份,并保持与居住国的利益认同。美国甚至指责“国民政府”不能因势利导,及时调整对海外华人的政策,以至于“为了赢得海外华人而不惜破坏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不仅明确美国的政策是“保持海外华人对居住国政府的忠诚”,而且表示要支持海外华人“完全快速地融入居住国生活。”由此可见,美国政策已经发生改变,明确承认保证东南亚国家的稳定和内部团结是比争取海外华人群体更为重要的目标,其对华人高等教育的政策因此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于大环境的改变,美国不再认为华人学生流向中国大陆是东南亚的最大威胁,而是倾向于认为中共对东南亚学校系统的渗透是最为危险的因素,“在针对海外华人的所有活动中,中共最感兴趣的是赢得青年一代,控制学校和教育”:“有证据表明中共正减少招收海外青年赴大陆学习,其主要努力转为扩大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华人学校的控制。”因此,如何在东南亚当地反击共产主义渗透,同时维护东南亚国家的稳定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目标。综合考虑的结果,行动协调委员会于1957年底做出决定,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政策的优先目标为“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中并没有特别提到南洋大学。仅在1958年新加坡政府筹备“白里斯葛委员会”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意见。在致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美国学术机构与南洋大学建立“良好而谨慎的”联系非常感兴趣。事实上,美国国务院一方面希望能够促进美新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作为华人文化象征和最高教育系统,以及新加坡华人情感所系的南洋大学,”其学位能够得到规范,其官方地位能够得到提升。这与美国“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

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一直关注新加坡的华校问题,尤其为南洋大学问题而焦虑。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因此,就职后的李光耀对南洋大学实施了政治化与国家化两种手段,先是进行改制使南洋大学使用中英双语教学,后来干脆宣布“除中国语文科外,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用英语。”

在南洋大学失去其华文教育特征,逐渐融入新加坡教育系统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美国对新加坡政府进行特殊支持及鼓励的证据。但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李光耀政府不仅日益表现出与美国接近的迹象,且在思维理路上也与美国不断靠近。新加坡政府的官员频繁发表讲话,将汉语言等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南洋大学视为共产主义的培养基地。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在南大演讲时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的果树的。”李光耀也警告,“中国的崛起……令东南亚各地的人民感到担忧。假如南洋大学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前哨站的标志……我们的处境(将)变得更加艰苦。”不论李光耀是否真正相信美国的冷战逻辑,很明显的是,他相信借助西方冷战话语,既可以在国内赢得权力斗争,又可以在国际上找到正确的位置。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其时,美新关系正处于非常微妙的时期。李光耀的南洋大学讲话无疑起到拉近两国关系的作用。1959年底,在第423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复述了李光耀讲话要点,并评价该讲话“非常鼓舞人心。”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改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新加坡上层已经坚定了亲西方的路线;主张贯彻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传统华人”则失去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坚定支持。中美两国对东南亚华人政策的调整事实上成为决定南洋大学未来走向的“大势”。内外压力之下,南洋大学的命运已经可以预见。

四、结语

尽管在华人世界影响巨大,南洋大学毕竟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高等教育学府。然而,在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研究报告和行动指南中,“南洋大学”的名字却多次出现。“南洋大学事件”发生后,行动协调委员会下属四个工作小组同时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问题展开了研究,这是非常罕见的。究其原因,在特殊的冷战背景下,海外华人成为中美双方冷战争夺的重点目标群体,而南洋大学则被演绎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理想工具。基于一些与事实并不相符的冷战推理,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指南,美国新闻署、国务院和中情局等相关机构则利用教育交流项目、图书项目、语言培训项目、文化宣传和展示项目,以及在东南亚不断增强的政治影响力来试图干预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走向。从已有的解密文件来看,美国的立场和政策完全出于反共需要,并不考虑华人本身的需求和处境。美国承认东南亚华人多数并无政治倾向,南洋大学也仅仅为满足其文化和精神诉求,但又很难信任华人的自主选择,不断试图加以干预。美国也曾实施一定的让步政策,试图通过满足华人的精神和文化诉求来消除共产主义影响,但当其发现这一政策与其保持东南亚稳定的整体政策相悖时,又迅速予以抛弃。1956年底,在经历长时间的讨论和评估之后,美国政府最终认定海外华人群体“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美国东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虽然“其对中共的态度会影响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目标更好或更坏的实现。”换言之,美国认为华人群体在其东南亚政策目标中居于从属地位,这决定了华人的意愿不可能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南洋大学的历史呈现,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冷战对峙,以及美国随着形势变化调整其冷战策略的历史亦随之呈现出来。战后初期,尽管美英都反对共产主义,但由于在东南亚所处地位不同,美国更倾向于允许华文院校的存在,并坚持主张海外华人要以台湾为其文化母国。随着美英新旧势力更迭的渐次完成,美国政府意识到,一个稳定的东南亚最为有利于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因此逐渐调整了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政策。美国不仅不再支持华文院校的建立,而且放弃了支持华人向台湾寻求心灵慰藉的政策,转而鼓励其融入当地教育系统。从南洋大学个案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势力在亚洲地区的拓展并不顺利。除了要考虑同英国的关系、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同台湾的关系、同诸如海外华人这样的特殊群体的关系外,美围同时也要面对在这一地区占据主流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干涉主义等种种情绪,以及“对西方压力高度敏感的症状。”为了避免“在亚洲人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即我们事实上正试图替代英国的影响,”美国不得不“以合作的方式,用不表露身份的方法来削弱(中共)在华人学校中的颠覆活动。”已有研究已经表明,美国在亚洲的教育文化活动大多是以“隐蔽”方式进行的,即通过私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以合作或资助的形式实现政策目标。

中美对抗是战后初期华文高校生存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应该说,美国的政策对南洋大学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对于东南亚华人这样没有政治根基的特殊群体来说,外部力量,特别是来自文化母国和“自由世界领导者”的潜在影响力要比想象中大得多。毋庸赘言,中国在影响华人群体以及华文教育走向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事实,也是美国对南洋大学投入过度精力的根源。但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汉语言和中华文化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和政策。一方面,美国相信中华文化中有天然反共产主义的成分,并试图挖掘出来加以利用,这是中情局、美国新闻署和一些私人组织非常重视对香港和台湾的文化教育项目的原因,也是美国设想在亚洲建立一所自己掌控下的华人大学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始终担心华人的中华文化诉求会使其最终倒向中国,担心东南亚华文院校是传递共产主义思想的渠道,因此总体上持反对态度。比较起来,美国更相信西方思想和文化在阻遏中国影响力扩张、干预东南亚华文教育走向方面的效用,为此展开了种类繁多的文化项目和活动。例如,美国新闻署有一个支持国外大学的“美国研究”项目,南洋大学即是项目受资助者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语言、思想和文化有着泾渭分明的政治属性,是区分“共产主义”和“自由”两大阵营的标志,而作为上述三者载体的高等学府必须对此做出选择。正因如此,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使用英语教学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择与西方站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南洋大学在内,许多东南亚华文院校的“本土转向”是多重力量合同作用下的结果,而中美冷战对抗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按):本文经读者推荐,录自2015年8月27日《环球视野》(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5524.html) 网页。
原网页附图是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仿制的小牌坊。1955年南洋大学建立的真正校门牌坊的图片,请见南大牌坊历史图片组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5年8月27日首版 Created on August 27, 2015
2015年8月27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August 27, 2015